萨维尼认为，另一种以他人为客体的法律关系是家庭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不再被视为相互独立的封闭性存在，而是家庭这个有机整体的肢体，他们的不完整本性在此得以相互充实。家庭关系具体包括婚姻、家长权（väterliche Gewalt）与亲属关系。
按萨维尼的见解，家庭关系与财产关系在很多方面紧密相连、互相指涉。比较典型的是继承权，它是财产权在自身范围内的进一步发展：因权利人死亡而导致财产移转主要是基于近亲属关系。这种近亲关系体现了以种嗣繁衍为基础的个性延续过程，财产在本质上是个人力量的拓展，从这个角度看，当财产权人死亡时，由延续其个性的近亲属继承其财产是顺理成章的。
在第58题，萨维尼再次论及法律制度。他认为，与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家庭关系、继承关系相对应，存在物权法、债权法、家庭法、继承法这四种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萨维尼在此修正了划分标准。他认为客体标准仅适用于财产权的划分，不适合于家庭法，家庭关系的本质属性是成员之间的人性互补，而不是相互支配，因此客体不能作为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真正的基础在于权利人的状态（Beschaffenheit）：其权利是一般性地指向任何人，抑或仅指向特定的人。据此，可把法律制度归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物权法和继承法，它们都涉及可对抗任何人的权利；第二类是家庭法与债法，它们涉及可对抗特定人的权利。萨维尼认为，这四种法律制度的最佳顺序是物权法、债权法、家庭法、继承法，因为家庭法中的财产制度以物权法和债权法为前提，而继承权又以家庭关系为基础，在这四种制度之前，应该设立一个总则，用于解决一般性的共同问题。
至此，萨维尼确立了完整的现代罗马法（民法）体系。在他看来，这个庞大的体系有其最深厚的根基，那就是法律制度与人之本质的有机联系。这句画龙点睛式的论断凸显出萨维尼体系化的思维主线，同时也赋予其体系以灵魂与生命。法律制度与人之本质的联系需要以法律关系与法律规则为媒介。与那个时代很多学者一样，萨维尼把伦理上的人之本质理解为自由意志，在自由意志的外部化过程中产生了事实性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由于受法律规则的规范从而具备法律属性成为法律关系（内含主观权利），法律关系可以归结为若干类型，与此相应，法律规则也组合为若干类型的法律制度，进而形成一个法律体系。个人自由意志、法律关系、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体系形成一个逐步抽象的线性结构，而法律关系之间、法律规则之间、法律制度之间则是环环相扣、互相勾连，形成一个网状结构。法律体系就是一个同时具备线性结构与网状结构的形体，这个形体建立在对人的本质进行洞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正是在洞察与理解的过程中产生了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从而也产生了法体系的灵魂与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维尼才会认为法体系具备有机性与哲学性。
四、萨维尼体系化方法的历史定位与现实意义
一个很值得追问的问题是，萨维尼的体系化方法与概念法学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概念法学的根本特征在于：依据形式逻辑规则，以抽象的概念体系为基础构建一个法律体系，并且主张，并且主张该法律体系具有逻辑自足性，任何一个案件事实都可以通过单纯的逻辑涵摄（subsumieren）获得裁判，法官只是适用法律的“机器”，整个法律适用过程如同数学计算，排除伦理价值考量与社会现实观照等非法律因素。萨维尼将体系化作为法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从这点上看，与概念法学具有相似之处，但在细加研读之后不难发现，萨维尼的体系化诉求与概念法学的体系化诉求存在诸多差异：首先，萨维尼强调法律体系的有机性——这是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关键词。他虽然对法律关系及法律制度进行分类，并据此对法律进行体系化阐述，但他清楚地意识到法律关系以及作为其载体的生活事实终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他始终强调各种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是内在关联、互相指涉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具备历史性）的，分类只是一种认识方式而已，它并不意味着断裂性，生活与制度的现实始终是连续性的，在实践的层面上，应当对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进行整体考量之后再作出判决。与此不同，概念法学强调构成法律体系的各法律概念之间的严格区分，把它们视为一台机械的各零部件，界限分明、各司其职。其次，萨维尼强调法律体系的实质因素。他认为不能仅仅把法律体系理解为一个逻辑形式体系，体系化更重要的任务在于发现并且辩证地理解作为法律体系真正基础的基本理念与原则，亦即领悟法的精神、把握法的灵魂，在《现代罗马法体系》第一编第四章第34节，他对法的目的及其在法律解释中的意义作了详尽论述，这显然与概念法学只关注法律体系的形式逻辑性是不同的。最后，萨维尼承认法律漏洞的存在。他认为法律漏洞有两种：一是立法表述不明确，二是立法表述不准确，导致条文的含义与立法者的真实想法相异。对于法律漏洞，可以依据法律的内在关联、法律的目的与价值进行补充。这与概念法学关于法律体系具备逻辑自足性、不存在漏洞的主张也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