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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领域里，自利的人们自由选择能够实现经济均衡，实现共同富裕，但在公共领域里，自利的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却是政府均衡，这一均衡导致的是零和的博弈，甚至是人人理性、社会非理性的纳什均衡格局。搭便车、大政府、寻租等等十分恶劣的后果都是政治均衡的表现。公共领域的选择规则往往会倾向于尊重多数的意见，实行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的原则。(注：民主集中制也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不同政治制度的少数服从多数存在着区别，这里不展开讨论。)多数统治原则的实施，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大政府的恶果。(注：假定有100个人通过多数原则建立政府来统治自己。根据多数统治规则，任何51人就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即这种行动必须要由其他49个人付出一部分的代价。由于51个人组成的多数并不一定是同一批51个人，因此人们可以组织任意的51个人来采取强制性的行动，并让其他49%的人支付一部分成本。)人们就会越来越依靠多数统治的办法来搭少数人的便车。结果公共领域日益扩张，也就是政府扩张，市场缩小。政府扩张导致寻租泛滥。(注：公共选择学者的寻租指的是通过国家的保护所产生的财富的转移。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参见JamesBechanan:Reganomics and After,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89,P.10.)图洛克把寻租看作是“负总和的游戏”，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是因为这些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寻租行为。(注：Buchanan,Robert D.Tollison and Gordon Tullock,eds:Toward a Theor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College Station:Texas A&MUniversity Press,1962,P.35.)官僚也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寻租者。(注：官僚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职位、工资和津贴，由于他们的前途取决于他们所工作的政府部门的状况，因此他们也特别关心自己所在的工作部门的扩张，希望有更多的人员，有更多的预算。)军事人员也是自私的寻租者。(注：军人总是强调国际安全的重要性，夸大外国侵略的可能性，以便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维持更多的军职。)对于寻租者来说，他们一边抱怨官僚机构为何不死，为什么不衰亡，一边则设法支持官僚机构，因为一旦真的死亡 了，寻租者也无机会寻租了。在公共选择学者看来，政府就是所有人都力图依靠他人来生活的东西，政府是寻租的根源。政府扩张是多数统治原则条件下一部分人积极选择的结果。这时，就要建立可靠的宪政制度，保护个人的自由，保护市场，制约多数的权力，遏制政府的扩张，遏制寻租，变恶性的政治均衡为良性的政治均衡。
公共选择学说推翻了几十年来盛行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思想。因为主流派的经济学家如 萨缪尔森，卓越的政治学家如罗伯特•达尔等都把政府在试图弥补私营经济的缺陷时使情况恶化的可能性压至最低限度。萨缪尔森说，“在生活的复杂经济条件使社会合作成为必然的地方，可指望善意而明智的人们诉诸政府的权威和创造性活动。”(注：[美]萨缪尔森：《经济学：导论性分析》，1958年版。转引自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桑伍、曾获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附录《布坎南与公共选择经济学》一文。)罗伯特•达尔说，通过利益集团的竞争，“权力本身会被驯化、文明化，并得到控制而限于人类的正派用途上，而强制这一人类最邪恶的权力形式将被降到最低限度。”因为各权力中心必须经常谈判，“公民和领袖都将完善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的宝贵艺术，不仅使一方受益，而且使冲突各方受益”。(注：转引自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桑伍、曾获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公共选择学说对关于政府的这些假定提出系统的质疑。布坎南说，它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注：转引自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桑伍、曾获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
公共选择学派尤其是布坎南本人认为，国家理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政治过程的互惠 性。政治通常被解释为一种零和对策，(注：零和对策，指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当事者之间的利益方面是此消彼长的冲突性关系，一方所得正是另一方所失。)但布坎南认为，政治过程是一种正和对策，政治过程就像市场的交换过程一样，包含着自愿交换的互惠性。(注：正和对策，指因为政治过程是互惠的，所以均有收益。每个具有独立价值和利益的个人，带着自身的利益要求参加政治决策，以谋图实现其个人的目标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是个体自愿选择的结果，它存在的惟一根据是促进共同体每个成员的利益。)长久以来，“社会目标”、“公共利益”之于政治过程就像真理之于科学研究一样被认为是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某种客观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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