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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比较说，英美国家是学者阅读法官的判决和著作，欧陆国家则是法官阅读学者的著作。中国法治建设的特定阶段，决定了学术界在整体上的超前和引导，决定了学术界向实务界大量输出法律理念、法律知识，乃至法律研究的规范。
在我印象中，来自实务部门的许多文章和著作，没有或者很少注释。杨生法官的著作参考文献之多，给了我另一种印象。全书共152个尾注，参引的大多是学术著作，也有部分判决书、法律条文和媒体报导，以及3篇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以第2章“行政委托行为”为例，20个尾注中，除了4个法律条文、3份判决书外，还参引了9本学术性著作，其作者（编者）名单包括毛雷尔、盐野宏、王名扬、翁岳生、于安、姜明安、张正钊、胡建淼以及杨法官本人。虽然这个数字不算多（当然不能以注释多少论水平），作者的参引也未必全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者不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作为一个法律实务者，他倾听学术界的声音，并努力按照学术规范写作，努力使自己溶入学术。
杨生法官告诉我，多年以来，他自费订阅了几种法学刊物，行政法的书是“见到就买”。虽然买了未必都看（我们读书人有几个不是买多看少？），但它本身就是一个可敬的姿态！虽然作者极少参引法学刊物上的文章，他的话让我这个初出校门的“学者”感到欣慰。作为一个“学者”，有时我对赖以谋生立命的学术感到沮丧：一篇文章，读的人也许不过百，仔细看过的，恐怕不会超过我的手指数。杨法官的话，多多少少激励了我对学术的敬畏和信心：学术的文章可能要面对杨法官这样潜在的热心读者，不能不用心啊；也说不定自己的哪篇文章也许能够被他那样手握判笔的人读到，从而“写以致用”。
除了阅读，杨法官积极参加行政法学会议，行政法年会几乎年年不落，而且“在每年的年会上都提交论文，并且多次获奖”（罗豪才语）。我记得2001年年会上，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行政登记：一种受排斥的行政行为”。杨法官批评学界忽视了行政登记行为的的独特性质，忽视了对它的研究。2002年年会上他，他强烈呼吁在未来《行政程序法》中写进行政协助，还拟写了建议条款，文章题目也很有意思：“辐对辅的呼唤”。在他的《行政执法行为》一书中，行政登记、行政协助都被单列一章。
杨法官不但自己积极参加行政法学术活动，还鼓励“下属”的山东省行政法官撰写论文，经常开展论文评比。我没有看到过那些论文（除了象赵贵龙、阎尔宝这样我们不时能够在刊物上读到其文章的专家型法官）。尽管根据我的经验，基层法院法官的文章，大多缺乏学术创新，或者有些新意却不对学术“路数”，但至少，这些举动本身有助于促进学术的交流和传播。多年来，行政法学专业刊物《行政法学研究》，最大的订单来自法院行政庭；在法院系统，最大的订单来自于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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