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最高法院的判决为中心的
宪法观成为阿克曼批评的主要对象。他将其称之为法律职业叙事，这是一种从法院和律师的角度对美国宪法进行的解释，这种解释忽略了美国宪法中的多元因素，其还原主义的认识论使得美国宪法的发展被局限在美国最高法院这一个部门，妨碍了对于美国宪政历程的宏观把握。[8]
在我看来，这种以最高法院为中心的宪政话语招致下面的一些后果：首先，最高法院在
宪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面临比较多的合法性追问。可以说，美国最高法院一直没有摆脱关于“反民主制”这一合法性问题挑战的困扰。[9]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宪法学界中最重要的一些宪法学著作都和该问题的讨论有关；无论是Alexander Bickel的《最小危险性的部门》，John Hart Ely的《民主与不信任》，还是Robert A. Burt的《冲突中的
宪法》，甚至于阿克曼的《我们人民》三部曲本身都是如此。其次，宪政作为一个国家整体性的制度安排，司法一枝独秀，一方面可能会掩盖其他部门进行宪政制度创新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忽略了司法与其他部门互动而形成的宪政实践。
当然，在阿克曼看来，法律职业叙事更大的问题在于，它在解释美国宪法实践的时候捉襟见肘。一般认为，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三个时期分别是：建国、重建与新政时期。法律的职业叙事认为建国时期在实质上和程序上都是创造性的；重建时期仅在实质意义上有创造性，在程序上并没有什么贡献；而新政时期无论在
宪法的实质内容还是程序上都毫无创造性而言，它只是重新找回建国时期的智慧。而阿克曼则通过其颇为精致的分析指出，共和党执政的重建时期和民主党执政的新政时期都具有同样的创造性，它们都用人民的名义创造出了新的高级立法程序。[10]
阿克曼认为应当抛弃以法院为中心的职业叙事，代之以整全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不仅要关注最高法院对
宪法的解释，还要关注总统和国会对
宪法的解释，关注法院、国会和总统这三个机构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另外，必须在政治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法律人之间建立起桥梁，以便求得对美国宪法的整全主义理解。[11]
阿克曼的理论雄心一方面在于他力求拓宽美国宪政的事业，改变美国法学界普遍存在的以最高法院为
宪法中心的做法；另一方面在于他避免求助于欧洲大陆甚至于英国的理论传统来阐述具有美国特色的宪政主义。阿克曼认为，欧洲模式没有考虑到美国经验，因此具有一种非历史的特征，遗漏了美国宪法中最具独创性的那些特征。但是
宪法理论的欧洲化非常严重。[12]无论是
宪法理论界还是
宪法实务界，都存在着与美国宪政的疏离，它们的表达方式无法扣住美国宪政历史事实及其复杂性。宪政理论家如果把他们的关注点从洛克转向林肯，从卢梭转向罗斯福，他们就可能为建构更出色的
宪法叙事作出积极贡献——这种叙事更忠实于历史事实，更忠实于激发我们在民治（self-government）中不断实验的宪政理想。[13]阿克曼正是在美国的建国者们、重建时期的美国政治家、新政时期的罗斯福总统身上发现了美国宪法的迷人之处——那就是二元主义民主制。
二、普通立法与高级立法
什么是二元民主制呢？“二元
宪法寻求区分民主制下作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决定。第一种决定是由美国人民作出的；而第二种决定则是由他们的政府作出的。”以人民民意进行的立法才是高级立法，除此之外的立法则是常规立法。相应的，只有在人民被动员起来，广泛而深刻的参与到高级立法过程当中，才形成了
宪法政治；而平时人们关心自己是否会失业、关心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的家庭超过公共事务，那么这时只有普通立法，也只有常规政治，而非
宪法政治。在日常的政治进程中，没有人能够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而不受到任何质疑，无论它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国会。[14]那么，怎样去判断什么时候是高级立法，什么时候是普通立法呢？“为了获得以人民的名义制定最高级的法律，一项运动的政治支持者（partisan）首先必须要说服相当数量的公民以他们通常不会赋予政治的严肃对待他们提出的倡议（initiative）；其次他们必须允许反对者有组织自己力量的公平机会；再次，当人们在“高级法”的审慎论坛（deliberative fora）上持续讨论该倡议优点的时候，他们必须说服绝大部分美国人支持他们的倡议。只有这样，一项政治运动才能获得其提升了的合法性，而这种提升了的合法性是二元
宪法赋予人民作出的决定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