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我国正在进行民法法典化的工作。民法典的制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著名民法学者王利明指出：“作为一部保障人的生存，促进人的发展的法律的‘人法’，民法典的问世不仅将促进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对于科学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安定等，都将有深远的影响，是治国安邦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法。” （）要制定一部民法典，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法哲学理念作指导。自然法的基本理念是平等、自由和财产权的保护，集中反映了市民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近代自然法学派催生了近代民法典，将自然法理论作为我国民法典编辑的哲学基础，也必然会催生我国民法典的诞生。
在当前民法法典化的工作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公法和私法即民法和
宪法的关系。近代自然法学者认为，在政治社会——国家之前存在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然权利，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自然法来调整，但自然状态并不是人类的理性状态，而是存在缺陷的，自然法也同样。故人们通过契约，建立政治社会——国家也就不可避免，权力因此而得以产生。这种契约，就表现为法律，法律可以分为政治法和民法等几部分，政治法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的权力。与政治法相对应的法律，便是民法。民法，由自然状态下的自然法转化而来，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其宗旨在于保护人们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由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所的自然权利转化而来。政治法和民法的关系，翻译成现代法语言，就是公法（
宪法）和私法的关系。对于公法（
宪法）和私法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观点：一是公法（
宪法）为私法（民法）的上位法，民法以
宪法为依据，这是理论界的通说。二是
宪法和民法上平行法，
宪法是公法领域的基本法，民法是私法领域的基本法，二者互不隶属。[18]三，民法优先说，“在法律的三个大的基本部类——宪政、刑治、民商——中，宪政类，是规范政府行为的，可以认为属于上层建筑；民商类，是规范身份权和财产权，即经济生活的，可以算是经济基础。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和
宪法，究竟哪一个更为根本呢？从法律的实际作用的层面看，法国的例子很典型。法国自大革命到今天的二百多年里，一部法国民法典，一以贯之，而法国的
宪法却更换了十五部之多。”[19]公法和私法，从存在的作用上分析，应该具有一致性，私法——民法是从正面规定人们所享有的私权，公法，则从侧面规定，公权力的行使，以保护私权为旨向。既然公权力的行使，以保护私权为旨向，那么，公权力当然不得侵害私权，这便不证自明了。
在社会生活中，私人权利可能会受到两方面的侵犯：一其他私人；二是公权力。防止其他私人的侵害，这是民法的任务，民法，调整的是私人与私人之间的关系。民法对他人的侵犯的防止，是以事后救济为主，损害赔偿成为民法最重要的权利救济手段。应该指出的是，任何社会，私人之间的纠纷是都可能产生的，想用制定民法来消除私人之间的纠纷，只能是一种幻想。而要防止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害，必须采取事先措施为主。应当树立的理念是，用法律来防止公权力对私权的侵害，是切实可行的。与私人的侵害相比，公权力的侵害是非常巨大的，一定侵害真正的形成，往往难以，甚至不可能救济。为此，对于私法（民法）和公法的关系，应当树立私法优位的理念。所谓私法优位是指“认为私法较之于公法应居于优越地位。公法之设，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私权；人民私权神圣，非有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受限制和剥夺。”[20]在这方面，意大利民法典勘称典范，“在意大利，凡政府发布任何行政命令或者诸如征收公共事务费用、或者在公共场所告戒人们必须所什么或不得所什么时，均说明‘根据《意大利民法典》第X条或根据第X号国家法令’等实施该行为的法律依据。”[21]相对于公权力而言，民法重在宣示基本理念——平等和自由，公权力对于私人之间的关系，以不干预为原则，这便是自由；如果要干预，则应对所有的公民一视同仁，这便是平等。想通过具体的条款来防止公权力的干预，作用应该是相当有限的。对于私人而言，民法应是行为规范，应该尽可能详细，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基本理念的宣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