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民政府与中国民法典的修订
　　1.第一次民法典的起草。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在大陆被废止。此后，“中国的民事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在以后几十年的发展中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道路。我国民事立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进展缓慢，民事法律、法规大都是零打散敲，缺乏立法规划。民法典起草反反复复，无法出台，许多社会上的经济活动不能适用民法来调整，而只能以行政手段予以干预，民法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注：彭万林：《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第10页。)建国初期，国家为了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制定了一些单行民事法规，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仅仅有单行法规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民事基本法才行。于是从1954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民法起草小组，着手我国民法典的起草工作。1956年12月完成了民法草案，分为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该草案 主要参考当时苏联的民事立法。由于此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致民法起草工作 被迫中断。但是，这一民法典草案在中国民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它标志着社会主 义民事立法的开端。它是以1922年苏俄民法典为蓝本，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事立法和 民法理论对苏俄民法理论的继承。例如，这一草案完全采纳苏俄民法典编纂体例，将亲 属法排除在民法之外，不规定物权而仅规定所有权；不使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 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片面强调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特殊保护等。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草案是以苏俄民法典为蓝本，但由于苏俄民法典本身乃是参考 德国民法典制定的，这就决定了新中国第一个民法典草案及此后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论 仍旧与大陆法系民法尤其是德国民法相通，有着相同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和编纂体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 第22页，第23页，第23页。)
　　2.第二次民法典的起草。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第二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并于1964年正式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其内容包括总则、所有权和财产流转3编，24章262条。该草案“集中反映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和经济思想上左的倾向，并受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影响，企图既摆脱苏联民法模式又与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彻底划清界限，起草者设计了一个全新的体例，仅分三编：总则、财产的所有、财产的流转。一方面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又不适当地将预算、税收、劳动工资报酬等关系纳入法典，整个法典草案一概不使用‘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概念。这次民法起草工作因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而中断。这一民法典草案所留下的教训，至今仍值得记取 。”(注：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1页，第22页，第2 3页，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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