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洋政府、民国政府与中国民法典的修订
　　1.北洋政府与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草案之修订。1922年春，北洋政府代表于华盛顿会议上提出收回领事裁判权问题，大会议决由各国派员来华调查司法，政府乃命令司法部对于司法上应行改良各事，赶速进行。并饬修订法律馆积极编纂民刑各法典。该馆即参考前清民律草案，调查各省民商事习惯，并参照各国最新立法例，于1924—1925年间次第完成民律各编草案，是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法典草案。“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内部矛盾，国会解散，该草案未能完成立法程序而成为民法典，仅由北洋政府司法部于1926年11月通令各级法院在司法中作为法理加以引用。”(注：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第608页，第615页。)与第一次民法草案相比，该草案改动不大，以债编之变动为多。盖以第二次草案非特将编名债权改为债，且参酌瑞士债法，颇多采纳(注：王伯琦：《民法总则》，[台]国立编译馆1994年版，第17页。)。
　　2.国民政府与中国民法典的修订。1927年6月，国民政府设立法制局，着手草拟各重要法典。此后，1929至1931年间，中华民国民法典的总则编、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陆续编纂完成并颁布施行，五编条文总数为1225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施行的民法典。参加当时立法工作的吴经熊指出：“就新民法从第1条到第1225条仔细研究一遍，再和德意志民法及瑞士民法和债法逐条对照一下，倒有百分之九十五是有来历的，不是照帐誉录，便是改头换面。”(注：吴经熊：《新民法和民族主义》，[台北]《法律哲学研究》，1957年出版。)民国著名法学家梅仲协也说：“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联之成规，亦曾撷取一二，集现代各国民法之精英，而弃其糟粕，诚巨制也。唯以当时起草，时间局促，其未能斟酌甚善之处，亦颇不鲜。”(注：梅仲协：《民法要义》，[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据说是体现了继受法国家立法政策上的“取法乎上，而得乎中的方略。”(注：徐国栋：《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香港]《民商法论丛》第21卷，第17页。)这虽然有利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但也产生了与中国国情相脱节的弊病。另一方面，大陆法系的法律虽然严谨精密，但不易为民众所了解，非法律专家不能知晓条文的内在涵意，立法所用的不文不白的文体，也加深了民众理解与接受的难度(注：叶孝信：《中国民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1页，第608页，第615页。)。事实上，这部法典在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期间长期只能适用于大陆的中心城市，对广大的农村几乎未产生过多大的影响，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该法典在台湾地区才逐渐得到全面、准确的适用(注：王泽鉴：《民法五十年》，《民法的体系和发展——民法学原理论文选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第 [1] [2] [3] [4] [5] [6] 页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