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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问题》的中心论题是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权利的界定与权利的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交易成本理论得到发展，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 形成。科斯定理的第一律是：如果交易成本为零(zero transaction costs) ，不管怎样选择法律规则，配置权利，有效率的结果都会出现。换句话说，当交易成本为零，并且个人是合作行动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是有效率的。当然，需要注意，虽然交易成本为零时，法律规则的选择不影响社会经济效率的取得，但它影响了收入的分配。科斯定理的第二律是：如果存在现实的交易成本，有效率的结果就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每种权利配置方式下发生。科斯定理的实质在于：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法定权利的界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不会产生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总会有效率的社会财富总会增值。也就是说，当交易成本微小或不存在时，国家只需通过强制执行个人间谈定的资源分配方案来确保交易过程的完整性。因为，任何一种权利分配都将证明是有效率的，没有必要强求国家必须给予当事人某一方相应的权利。政府和法律可以对此几乎不加干预。[12]
由此可见，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法律的权利的初始界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们应该从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立场出发，选择合适的权利的初始界定。因此，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充分考虑效率原则。权利应该让与那些能够最具生产性地使用权利并有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而且要发现和维持这种权利分配，就应该通过法律的清楚确定，通过使权利让渡的法律要求不太繁重，而使权利让渡的成本比较低。
二、最大化
最大化借助于数学的微积分理论。消费者要使效用达到最大，达到事物最佳状态的做法和过程就是最大化。厂商要使利润达到最大，政治家要使票数达到最大，政府官员要使税收达到最大，慈善机构要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因此，最大化被看作是每个经济行为体的目标，经济学家们也因此假定经济决策者们试图将某个受到约束的东西最大化。最大化有助于确定经济决策者们寻求的目标或目的。决策者追求最大化的假定是把社会行为数量化的一种简单方法。
最大化来自经济人假设。[13]经济人是指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utility) 最大化的人。“经济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或一个假设。“经济人”至少包含这三个基本的命题。第一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种动机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根据。第二是“理性行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于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从而使所追求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第三是经济人假说的核心命题，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14]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人的自利行为约束方面不仅强调“无形之手”的功能，也重视伦理道德和法律制度的制约。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性行为特征和“无形之手”提供了细致的分析，但疏于对经济人的法律制度的环境进行考察。在近几十年中，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家) 试图从各个方面对“经济人”的三个命题进行全面的充实。贝克尔努力给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最大化行为寻求生物学的支持，认为它们是从适应性的进化行为的天然选择过程中引申而来的。布坎南则试图阐明并构造一种能把人们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行动引导向公共利益的政治秩序，从而对第三个命题的“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这一条件给予了具体化的说明。
经济分析法学的经济分析离不开“经济人”假设。科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论证了若交易成本不为零，则不同法律、政治、社会制度中的经济行为会有很不同的结果。不言而喻，无论从判断自由交换和完全竞争的条件看，还是从计算交易的成本看，科斯定理暗含的前提都是要有追求自利的“经济人”。波斯纳明确承认“经济人”是其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假设。波斯纳正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原理，即供求法则、效用最大化以及在允许自由交易的市场中资源利用有价值最大化的趋向，对许多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和实证的经济分析。[15]针对有些人从社会现实标准和社会伦理标准两条途径对“经济人”假设提出的批评，波斯纳认为，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自私的，此一假设与日常生活的觉察和经验似乎是矛盾的，无疑，经济理论的假设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有些过于简单和不切实际——特别是其适用于非传统的经济行为者，如法官、诉讼当事人、父母、犯罪者和可能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遇见的人。可是，以其假设不符合现实批评一个理论，是犯了一个基本方法论的错误。抽象是科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个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从解释经验的混乱中精选出来的，而且它直接与实际情况比较时，必然是“非现实的”。波斯纳还以牛顿的自由落体定律是基于物体在真空状态落下的不真实假设，但由于它极其准确地预言了真实世界中各种不同物体落体的情况，使之仍不失为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为例，来说明缺乏真实性是理论的必要先决条件，因此他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刑事的或司法的或婚姻的以及其它问题提供“一种描述”。[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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