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是一种公平责任，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利益衡量。既然如此，就涉及到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与公平责任的关系问题。关于《
民法通则》中的公平责任，学界一直对其存在的价值、利弊存废存在争议，确实，本案的审理结果也可以表明，空洞的公平责任很可能成为法官恣意裁判的工具。而且，如前所述，加害人不明的侵权案件，直接适用《
民法通则》的公平责任存在逻辑上、解释上的困难。在“民法草案”第八编“侵权责任法”中，既在第20条沿袭《
民法通则》第
132条的规定，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平责任，又规定了体现公平原则的具体责任类型，比如，第
9条规定的“紧急救助行为中受益人的补偿责任”、第
34条规定的“与环境污染有联系的当事人按排放比例承担的侵权责任”，等等①。此外，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法律规定共同危险行为的关系人承担赔偿责任，无论视为举证责任反转或以危险责任观点来看，均非合理。（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92页。）②因此，传统民法中共同危险行为责任也并非没有进一步探讨完善的余地，以本人观点，共同危险行为责任中各共同参与人的赔偿责任，正是公平责任的具体体现。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因此，是规定独立的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条款？还是在各种具体的侵权行为中分别规定（就像“民法草案”中的做法一样。）？如果规定独立的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的话，如何规范？是否有必要规定一般意义上的公平责任？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与公平责任的关系又如何？共同危险行为中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是否应重新进行定位？这些问题，对于完善我国的侵权责任体系，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但无论如何，本文认为，建筑物中抛掷物、脱落物、坠落物致害的加害人不明的侵权责任，其归责基础只能是公平责任。因此，“民法草案”该第56条的规定有欠妥当，应参照《埃塞俄比亚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予以完善，并另款规定法院适用时进行衡量的各种因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案原告将25户居民作为被告、法院判决22名有扔烟灰缸嫌疑的住户承担责任，在被告的主体问题上也有值得廓清的地方。民法奉行个人主义原则，家庭、户不具备民法上的主体资格（《
民法通则》特别规定的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除外）。如果法院是以《
民法通则》第
126条为依据对本案进行判决的话，则被告应该是该两幢楼房各套住房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如果本案是类推适用共同侵权行为或公平责任进行判决，则承担责任的被告应当是两幢大楼中的所有“嫌疑人”，而这两者在法律上的意义和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但无论如何，将含糊其词的所谓的25户“居民”或22名“住户”作为被告，在法律上有欠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