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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以1952年R. v. Northumberland Compensation Appeal Tribunal ex p. Shaw一案为起点， 请参见T. J. Grout: Public Law, Macdonald & Evans Ltd., 1984, p. 124.
Timothy Endicott: Questions of Law,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 Sweet & Maxwell, London, Vol.114, April 1998, p295.
See P. 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Sweet & Maxwell, London, 1983, p. 313.
H.W.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6th edi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8, p. 283.
Ibid. p.320.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上诉是指与司法审查并存的、由制定法所赋予公民的救济手段，而司法审查则是普通法上的救济制度。上诉管辖权的机关不一定都是法院，根据制定法的具体规定，也有可能是行政裁判所或部长。请参见威廉·韦德著：《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以下；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以下。
Supra note 3, p. 334.
Supra note 4, p. 320; 英国1965和1971年两个案件的判决“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接受美国的‘实质性证据’规则。”（ E I Sykes 、D J Lanham、R R S Tracey: General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Butterworths Pty Limited, Sydney, 1979, p. 89.）
Supra note 4, p. 326.
Supra note 4, p.329.
Quinby v. Conlan, 104 U.S. 420,426(1882).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
See Kenneth F．Warren: Administrative Law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3rd Edition, Prentice Hall,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1996, pp. 445-450.
参见前引，王名扬书，第694－695页。
See E I Sykes 、D J Lanham、R R S Tracey: General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Butterworths Pty Limited, Sydney, 1979, p.89.
该法的中译本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1期。
有关澳大利亚对行政机关事实认定的审查理由及其发展，可参见Susan Streets: Administrative Law, Butterworths, Sydney, 1997, pp.107-110, pp.118-134.
韩内持（Werner Hanisch）：《德国的行政司法》，载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4页。
前引，韩内持文，第71页。
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M·P·赛夫著：《德国行政法――普通法的分析》，周伟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1992年版，第192页。
近来日本又对有关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反思，认为在事实认定及法令的适用涉及特殊的专门技术性知识的行政领域中，宜设置专门行政机关并通过严格的行政程序对事实进行认定，而法院应采用实质性证据标准审查这些事实认定。对此可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41－745、776－777等页）。
王名扬主编：《外国行政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270页。
前引，王名扬主编书，第105页。
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96页。
参见前引，王名扬书，第696－670页。
参见前引，王名扬主编书，第100－101页。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页。
参见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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