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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在安息日治病合乎法律吗？”基督回答：“你们中有人有一头羊，而在安息日那头羊跌落坑里，谁不把它捉住拉出来呢？一个人的价值比一头羊的价值重要得多！所以在安息日行善是合乎法律的”。
“论心定罪”——“春秋决狱”的核心
讲“春秋决狱”大都强调其论心定罪、儒家教义入律的一面，本案例中也强调其注重人情的一面，其论心定罪常常是原情定罪以求宽免。事实上，我们不妨把“春秋决狱”视为一种司法的技术，它可能在实践中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法律儒家化并非其必然的追求。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融情入法，推行儒家“仁政”的理想，这一传统对后世影响致深。
“春秋决狱”是汉代司法制度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西汉中期，社会的发展给儒学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此时在立法领域儒家学说尚未占主导地位。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们便开始以《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作为判断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依据，由此开启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极深的后世引经注律之端倪。“春秋决狱”之风盛于武帝一朝，始作俑者为当时的经学大儒董仲舒、公孙弘等人。《汉书·儒林传》讲：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对皇帝提出的疑难案件“，动以经对”。著名的有董仲舒和他撰写的《春秋决事比》（以《春秋》判决案件的案例）。《春秋繁露·精华》记载了董仲舒对“春秋决狱”含义的解释：“春秋之听狱，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根据案件事实论证其主观心态），志邪者不待成（主观邪恶，犯罪未遂也应处罚），首恶者罪特重（首恶从重论处），本直者其论轻（主观无恶意者从轻论处）”。《汉书·隽不疑传》讲后来的汉昭帝赞赏说：“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春秋决狱”的核心在于“论心定罪”，即根据人的主观动机、意图、愿望来确定其是否有罪和量刑的轻重，《盐铁论·刑德》记载的具体内容是：“《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据近人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春秋决狱考》一书中辑录的30件春秋决狱案例，其中董仲舒处理的有6件，而“志善而违于法者免”的五例，“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的无一例）古书《太平御览》引《汉赵记》记载：汉代上洛有盗墓者，虽救活墓主，但仍以其“意恶”，诏“论笞三百，不齿终身”“。论心定罪”原则所强调的是主观“心”的好坏，而判定“心”好坏的标准又是儒家的伦理规则“。春秋决狱”作为汉代中期以后盛行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方法，其基本特点在于以主观因素来确定罪之有无、刑之轻重。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把主观归罪推向极端。但实行“春秋决狱”在客观上折中了立法和社会现实需要的冲突，促进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律制度的进一步融合。经过长时期的“春秋决狱”活动，许多儒家的道德观念被直接赋予法律的含义，“春秋决狱”的推广，使儒者进入司法机关，从而使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越来越深。
可以看出，儒学对汉代法律的影响，最初便是从司法领域开始的。“春秋决狱”所以兴盛于汉代，有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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