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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历史考察，作为私权的药品专利和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之间的矛盾从始至终都存在。形成两者矛盾的主要原因来自专利权所固有的垄断性和公共健康的天然合理性，可见，这种矛盾不是来自后天的法律适用问题，而是源自先天的制度安排问题。药品专利权作为一种私有权利，是法律赋予药品专利人的一种合法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中所占的比重渐趋增大，其所发挥的作用也日益重要。面对生产力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的需要。为了鼓励发明人的积极性，同时也为了保障发明人的利益，为发明人设立带有垄断性的专利权便成为社会利益调整的一种选择。然而，纯粹的垄断权不仅与市场自由竞争的本意相悖，而且还会经常与公共利益的需求擦出火花。拥有医药专利权的制造商或销售商，从自身利益出发，往往会凭借医药专利权来提高药品的价格，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当利益冲突发生时，他们也会经常借助法律提供的救济方式，冠冕堂皇阻止或消除来自其他厂商相同产品的竞争，以维持其市场的优势地位。
现在，有一个严肃的命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说药品专利是一种合法的知识财产权的话，那么，这种含有垄断性的财产权到底有没有其赖以存在的道德底线？换句话说，垄断性的药品专利权是否会受到来自公众健康权的限制？处在十字街头交汇的专利权和人权，究竟应该谁为谁让路？
如果将这个问题仅仅理解为药品专利和公共健康孰轻孰重的问题，则不免流于简单化倾向，因为，情况远非像十字街头让路那么简单。隐藏在这种关系背后的除了法律制度问题以外，还有更为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任何法律制度的构建，都一定会有其理论上的支撑，专利制度的确立也不例外。面对自由市场竞争和公共利益需要，专利制度之所以敢于亮出垄断的旗帜，一定是有其来自经济社会内在的支持力。支持专利存在的力量不仅有科学技术生产力的内在要求，而且还有利益格局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张力。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现实生活中，非到情非得已的地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地祭起“强制许可”的王牌。
（二）政治经济原因
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数的3／4以上，可是药品的产量却不足全球总产量的1／10，公共健康危机日趋严重。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1400万人死于各种类型的传染病，而这中间有许多疾病本来是可以预防或救治的，如急性呼吸感染、腹泻、疟疾和肺结核等疾病。发生在非洲和东南亚的人口死亡中大约有45％是由感染病造成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有3500万以上（占全世界的95％）的艾滋病（HIV／AIDS）感染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抗逆录酶病毒治疗的最低年度成本即使大打折扣或按不包括研发成本的非专利价格也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年度医疗费用。当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医疗费用只有23美元／每年，而最便宜的抗逆录酶病毒的三重治疗每年成本却超过200美元。 在缺乏药品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额外资助的情况下，那些需要治疗的人连最便宜的非专利药都买不起。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需要接受艾滋病治疗的人群中，真正能够接受抗逆录酶病毒治疗的不会超过5％。发展中国家有600万人需要这种治疗，但是，只有大约23万人能够获得治疗[4]。
从表面上看公共健康危机与专利药品昂贵的矛盾是东西方国家贫富差距的反映。然而，如果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隐藏在这一矛盾背后的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越战之后，西方国家开始将那些高耗费、低附加值、容易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制造业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转移，伴随这种趋势，发达国家也开始逐渐失去其在传统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在20世纪初，美国曾被誉为“世界工厂”，经过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后，这一“桂冠”现已落到中国头上，而美国却摇身一变成为当今世界的“科学院”。毋庸讳言，在科技创新和创造无形资产方面西方世界确实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从商品出口到智力成果输出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包括专利在内的知识产权的态度。从《巴黎公约》到TRIPS协议，一路走来， 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高唱保护知识产权的赞歌。他们不仅自己制定游戏规则，而且还要亲自坐庄。相形之下，在过去几百年中被殖民战争和经济盘剥吸食殆尽的贫穷落后的国家却不得不支付高额费用以换取维系生命和健康的药品专利，显然，这样的权利分配既不合理也不公正。况且，今日之世界向药品专利提出挑战的不仅是贫穷落后国家民众的人权，而且也包括发达国家人民的人权，因为像艾滋病、SARS、禽流感等疾病传播已经构成对整个人类的威胁，而不仅限于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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