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如何理解“化”这一概念
　　如何理解作为概念的“化”，跟理解“法家化”和“儒家化”的内涵直接相关。本文靠前的部分明确了法家化和儒家化的具体含义及其动态性，本文通过下图所示，来解释“化”的涵义。
　　根据箭头所示，解释如下：由一个不反映任何思想观点的事物演变成一个主要反映法家思想的事物，可以认为是“法家化”；由一个不反映任何思想观点的事物演变为主要反映儒家思想的事物，则可以认为是“儒家化”；同样道理，一个主要反映儒家思想的事物演变成一个主要反映法家思想的事物，也是“法家化”；一个主要反映法家思想的事物演变成一个主要反映儒家思想的事物时，也是“儒家化”。其相互关系就是这样。
　　3．“法典法家化”的伪命题性
　　现在将第一点跟第二点结合起来。根据本文的定义，第一点所指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第二点中的B这一项。这样一个观点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本来主要体现法家思想的事物，无论如何变化，都无法得出 “法家化”的结论的。它本来就是法家的一个东西，怎么能够再演变为法家的东西呢？
　　因此，“法典法家化”这一命题，是一个无法论证的伪命题。
　　五、是否存在“法典儒家化”的问题
　　既然“法典法家化”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法典儒家化”的情况怎么样呢？。
　　1．儒家思想确立了统治地位
　　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了优势甚至是绝对的统治地位。汉武帝“从百家之中选出一家，即儒家，给予独尊的地位，作为国家的教义”。[16]“儒家思想不仅在汉代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正宗的学术，一直延续了两千年。”[17]
　　儒家思想的优势地位是从最高统治者开始的。作为开拓者，汉武帝本人内心深处对于儒家思想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客观行动上支持儒家学说。汉元帝是个彻底的儒家思想崇拜者。[18]西汉末年王莽执政，他也是如此地崇尚儒学，以至于完全模仿周制对汉家制度进行系统的改造[19]。东汉时期，光、明、章等帝曾亲临讲台，与儒生讨论学术。[20]通过上述文字，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思想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影响是如何一步一步深入的。
　　儒家思想也逐渐占据了教育与选官高地。汉武帝时期开始设立《五经》博士，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教育的唯一内容。[21]《五经》博士之制是官府重要的选官途径之一，[22]“实际是以办学的方式培养未来的官员”。[23]另外，汉代还存在“荐举制”，其科目大体上包括孝廉、秀才和贤良文学等。所有这些荐举方式都比较重视候选人的行为和道德品质，而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都属于儒家思想规范的范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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