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法家化”的伪命题性——与郝铁川和范忠信两位先生商榷
The falsehood of the “the Legalisation of the archaic Chinese code”—— discussing with Mr. Hao tiechuan and Fan zhongxin
秦化真
【摘要】郝铁川所著《中华法系研究》一书提出“法典法家化”的表述，以否定流传已久的“法律儒家化”的论点，范忠信通过《中华法系法家化驳议》一文予以系统反驳。本文梳理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学术流变，详细辨析了法律与法典、儒家化与法家化等概念的内涵，进而提出“是否存在‘法典法家化’这样一个问题”的问题。笔者认为，“法典法家化”是一个无法成立的伪命题，因而郝著《中华法系研究》提出的“法典法家化”的观点也无从成立；范忠信《中华法系法家化驳议》一文对于“法典法家化”这一观点从具体论据上给予的详细批驳，表明作者并没有认识到这一观点的伪命题性，是没有抓住问题实质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法律；法典；法家化；儒家化
【全文】
一、回顾与起点
1．“法律儒家化”之流变
自从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第一次提出法律“儒家化”的观点，[1]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系统论述“中国法律儒家化”的问题之后，[2]有关“法律儒家化”的论题便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瞿同祖先生的这个观点现在已为大多数法史研究者所广泛接受，国外学者的许多著作也以此为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观点”[3]，“法律儒家化”作为一个法律术语被广泛应用[4]。著名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几乎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书中说：
“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换句话说，是儒家所倡导的礼的精神和有时是礼的具体规范，被直接写入法典，与法律融为一体。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始于汉代，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深化。……读者可参阅瞿同祖博士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该书对于法律儒家化问题作了详尽的阐释。”[5]
八十年代的国内学者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体上还是对瞿同祖先生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展开。[6]这一状况，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基本上仍然接受“法律儒家化”观点的同时，也开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予以补充修正。有学者指出，两汉时期所谓的“法律儒家化”仅仅涉及立法思想领域，至于法典并没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即“法律儒家化”是立法思想的儒家化，而不是法典的儒家化[7]。还有学者提出“阳儒阴法”、“儒法合流”等各种观点来修正补充“法律儒家化”这一论述。[8]总之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法律儒家化”这一观点，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说服力，但也不断受到冲击、补充、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