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学与法学》要义-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所以，情境的思维必须回到语用学的地面上，把所有的思想产品放回它们的起源处，也就是把交往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个过程并非以业已确定的主张为基础，而是围绕着发现和确定这种主张（应用法律观），论题学为此提供指示，特别是提供解决问题的视角。作者列举了对有助于分析交往过程的三个学科的认识：
　　第一，在逻辑学中优先考虑辩证法。因为在对话中，指责和辩驳处在了严格的论证程序下，谁如果能够回答对方所有想得到的批判，他就从对话中获得很多。此外，对话也充分解释了语词的语用特征。
　　第二，语言学批判中的指示模式。作为所有言谈基础的语用情境，只有在表达被视为对语言创见和语言使用的对立指示时，才能被充分理解。只有在语言的行为指示被给出并被接受时，语言的创见和交往才能产生。传统的陈述模式却遮蔽了语用学的优先地位，阻碍了对立指示的自由博弈及其所要求的共同创造。（似乎意指对话优于独白）
　　第三，伦理学上对话程序的义务。这样一个交往过程，没有那些主张、论证、辩驳和阐述义务，是不能进行下去的。在大多数法律交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举证义务，这意味着，决定性的是在任何交往言谈程序中应该去建立的程序义务。只有满足了言谈情境中的义务，特别是遵守辩驳和阐述义务，才能确保充分可靠的主张，这样才有理性的对话（程序性商谈理论与之是很相似的）。
　　《论题学与法学》篇幅虽小，但却包含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它不仅对法学，而且对其他科学，同样有借鉴意义，因为近代的公理化演绎的科学方法，塑造了今日学术的基础。下面就围绕着体系和问题这两个概念，试着进行一些评论和引申。
　　概而言之，菲韦格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通过在法学中建立一个公理化的体系，对任何案件，都可以仅仅通过逻辑演绎，获得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法学，一种绝对的体系化没有益处，并不意味着，任何体系化都不值得追求。相比零散的论题，为了不遗漏重要视角，论题学目录也是一种体系，而为了教学，法律条文也必须体系化，而《德国民法典》体系化之极致，相比《摩奴法典》，肯定是人类法律文化的进步。如果体系没有故步自封，而会因应它没有料到或没有确切回答的问题，及时增益，即使这必须利用体系之外的视角，这样的一个开放体系也是有益的。
　　作为思考问题技术的论题学，对于法学究竟有何实益？的确，法条是裁判的正当化根据，在法律推理中，法条永远是推理的确定出发点，但由于自身的缺陷和社会生活的无限发展，疑难案件中，只有在法官将法条具体化或者解释之后－－这是法官在若干可能性之中的选择和决定，才能得到推理前提。无视这个事实，要求裁判只能从法条中演绎出来，已经失去了说服力。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法律推理的前提不能通过从法条中演绎而证明自身的正确性，那么怎样能保证它的合理性？可见，论题学如果能提供处理疑难问题的技术，那么，法学确实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