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演绎体系的要求，是无法满足的，人们所看到的，总是论题学。诚然，经常提到的涵摄，起到了并非不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从法律体系中来论证，它的作用并没有像一个完满的体系所能赋予给它的那么大。像以前也就是前体系的时代一样，工作重点还主要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解释和创造。虽然逻辑总体上是不可或缺的，但在决定的时候，也只有次要的地位。如同前面所说，论题先于逻辑。为了把握法律论证的结构，公理化是不够的。
　　第8章讲论题学与民法学的关系。作者指出，法律艺术的核心是维持确定性和灵活性的平衡，而法学中的利益概念，这一个论题带来了众多法律论证的论据，利益论题重新揭示了整个法学现有的基本疑难，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公正是什么。如果不追问各个具体公正的权衡和人类的正确性，也就不需要法学了。可见，任何学科都是由于各种问题的浮现而产生的。如果论题学是思考问题的技术，那么法学在本质上是符合论题学的一个解决疑难的技术。因此作者得出了三个法学的结构特征：第一，法学的总体结构只能由问题来确定；第二，法学的组成成分，它的概念和命题，必须通过特定方式和问题相联系，因此，也就只能从问题出发来理解；第三，法学的概念和命题，因此也只能纳入一种和问题相联系的涵义中。
　　对公正问题，人们采取立场的方式不同，关注的问题关联不同，也就划定了不同学科领域。如果视法学为对问题的永恒探讨，为了解决问题总是要寻找新的视角，那么法学的结构也由问题确定，它的概念和命题也必须通过特定方式和问题相联系。法律人必须总是考虑公正这个基本问题，对它的回答，逻辑推理并没有起主要作用，而决定性的是特定的前提选择，如果演绎产生的结论不能满意地回答核心问题，应该通过一种创见来打破它。
　　Walter Wilburg在1950年代认为，民法受制于一个僵硬的体系，这个体系应转化为可变的体系。如果把民法学建构为一个公理体系，作为公理的原则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要求对一切案件起决定作用，但在无数情况下，绝对的原则不能实现公正，因此必须采取一种“可变”的灵活立场，视个案而优先适用某些原则。而在实务中，这些原则到处被打破、限制和修正，原因也在于，不是体系，而是问题占有首要地位。
　　最后一章是第5版所加，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借助较新的语言学和修辞学成果，推进他的理论。因为所有论证只有在特定言谈情境下才能理解，因此要区别情境化和非情境化的思考方式。前者是把所有思维产品放回到它们情境起源中，以便从中来重新说明；而后者不考虑言谈的情境。同时，作者引用了较新的符号学，区分了句法学（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联）、语义学（符号和其所标志对象的关联）、语用学（符号由当事人每次所使用的情境关联），他认为，相比情境思维，非情境的思维要明显容易，在近代早期，对句法学的强调导致了理性法体系的符号等级，正是脱离情境而只顾符号间的关系，也促进了公理化，以至无情境的数学，成为了科学的榜样。相比之下，语义学也对法学起了误导作用，它把语言的产物设想成了在语言之外，仅仅由语言描摹的对象，致使法律人相信，此时此地的公正，肯定来自有关法律文本的文义，因为文义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但事实上，此时此地作为公正而认同的，来自于非常复杂的根据法律文本而进行的交往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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