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规制与教化之间——美国1920年代的药品执法及启示
宋华琳
【全文】
一、导言
美国1906年纯食品和药品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药品规制的肇始。规制机构得以对掺假以及标签虚假的药品加以规制。但这部法律是如何执行的呢？法律的执行可以由事前的行政规制，事后的处罚和起诉，以及某些前置性的引导性模式来完成。在美国当时所处的这样一个进步时代里，纯食品和药品法是怎样实施的？当时药品规制机构正处于孕育发展期，力量还相对孱弱，纯食品和药品法中也没有对执行条款作有力和详尽的规定，在规制和教化之间，药品规制机构选择怎样的姿态去执法，这些都构成了本文所关注的问题，以及故事的背景。
二、逡巡于规制和教化之间
哈维·威里，这位杰出的化学家，对于食品和药品的严格执法可谓矢志不渝。在他执掌监管机构期间，农业部化学局的人员从1906年的110人增加到1910年的146人，经费也由1906年的15万5千美元增加到1912年的96.378万美元。威里对技术决策有着很好的把握，也有着很好的法律解释技艺，但是在政治决策方面却缺乏政治家的技巧，他在国会以及产业界结怨甚多，在1912年，哈维·威里辞去了农业部化学局局长的职位，去创建和执掌《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杂志的食品、卫生和健康部门，从而力图继续通过相关试验来捍卫消费者权益。在他离任之际，报纸刊登出了这样的大幅标题：“妇女们为二十九载间这位厨房守护者的离去而哭泣”。
威里卸任以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任命卡尔·阿里斯伯格（Carl Alsberg）就任农业部化学局局长。阿里斯伯格毕业于耶鲁大学医学院，就任局长之前是农业部植物产业局的一位生物化学家。阿里斯伯格没有威里那么好斗，他的规制哲学是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对企业采取说服教育，与之展开合作。他在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所发表的演讲中，指出就好比在学校教育中，诱导式的教育会比强制性的教育方法有更好的效果一样，不仅要对药品给予严苛的法律规制，更要给出建设性地建议，告诉企业如何去生产、加工和储存药品的方法。
在1926年规制机构所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联邦食品和药品法实施的理论前提在于，更多的要依靠于机构的咨询建议功能，而不是依靠起诉和罚金来保证合法的产品。在这样的信念下，规制机构总是抱有真诚的愿望，去建议生产商去遵守完全合法产品上市所应遵从的条件。可以确信的是，通过告诉那些有良好声誉的企业如何去遵守法律规定的条件，要比科处罚金或进行没收扣押，将让法律得到更有效地遵守。因此推行将教育手段作为法律诉讼前提的政策，将不会构成对公共利益或正当竞争环境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