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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权“合意”，又系一极其难于把握的实体。于传统民法上，其被限缩为“让与合意”，即于标的物之“易其主体”的维度上与向度上。而与“缘何易主”不涉。简言之，传统民法的维度系，一方表意“给你东西”（让渡层面上），另一方表示“好的，我收下”。而若进一步追问“我为何给你东西”及“我为何收下”，则已经超出物权合意矣。于此，在传统民法上若要对后述问题寻得若干解答，则应于债权契约中去获取。所以，物权合意本身的“原因性”遂从自身的逻辑中被涤除。这直接导致二个基本问题，即“物权合意的原因问题”与“物权交付/登记的行为原因问题”从此于物权合意中被遮蔽，被强制不涉。债权行为之于物权行为的原因性，与物权行为之于债权行为的结果性被构建的泾渭分明。探讨至此，物权行为于传统民法中被构建成“于自身逻辑中无目的”、“于自身逻辑中无原因”的断层属性全部展现出来。
二、物权行为于自身逻辑中的有因性。
一俟上文所述，传统民法将物权行为构建成“于自身逻辑中无目的”、“于自身逻辑中无原因”的宰制后的法律体。并遮蔽了如下两个问题：（1）物权合意的原因问题，与（2）物权交付/登记的行为原因问题。本文所要追问的是：（1）为何要宰制并遮蔽上述问题。（2）没有被遮蔽的完整的物权合意是什么？并（3）恢复完整性的物权合意能否自立？
1．传统民法为何要限缩物权合意
对于此一问题，传统民法所给我们的答案是：“为避免法律关系趋于复杂”，“债权行为发生债的关系，为目的之要因行为，物权之目的在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以避免法律关系趋于复杂，影响交易安全，乃使之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而成为无因行为”。传统民法如此建构物权行为，其所达致的结果是：
（1）甲出售A书给乙，并依让与合意交付之。其后发现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时，其移转该书所有权的物权行为仍属有效。于此情形，乙取得A书所有权欠缺法律上原因，致使甲受损害，甲得依不当得利规定向乙请求返还其所受利益———A书所有权。
（2）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有同一无效的原因时，物权行为本身无效。乙不能取得A书所有权，甲得向乙请求返还其所有物。
一则为债权请求权（不当得利），一则为物权请求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2．没有被遮蔽的完整物权合意应当是什么？
一如前述，传统民法认为物权合意仅应限缩为“让与合意”（即我所谓的“易其主体”——“给你”、“我收下”）的层面上，至于“主体”于其让与之时，是否仅有此一单纯的意思/表意，传统民法并未涉及，并且是有意的遮蔽，其用以遮蔽的表象为“免于繁复”。而实则，“意思自治”亦一同被遮蔽了，亦无人对此一遮蔽的性质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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