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黑德勒姆所言，“中世纪的大学如同一个学习行会。流传至今的4个律师会馆是伦敦古老的法律行会的代表”，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行会”。（塞西尔·黑德勒姆《律师会馆》，第12-13页）起初律师会馆吸引的是中产阶级骑士和乡绅的子弟，律师会馆的出现，说明法官在当时已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尊贵职业。但后来，律师会馆慢慢从小客栈的小协会沿着贵族垄断的路线发展成为大的、富裕的组织。他们买下了舰队街和文秘署巷圣殿骑士团的产业，有了属于自己的别致徽章，历代的建筑艺术家都在这里施展才艺，文人雅士在这里写下流传千古的篇章，威廉·莎士比亚在这里上演他的新剧，从法律语言中汲取生动的语言素材。于是四大律师会馆就从法律人的行会组织，慢慢演变成培养绅士的礼仪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律师会馆也改变了它们自身的特点，逐渐变成一所贵族大学。…牛津和剑桥本质上更加民主，它们的学生主要来自自耕农和工匠阶层，而律师会馆变成由年轻贵族和绅士组成的上流社会的学院”。（塞西尔·黑德勒姆《律师会馆》，第18页）
　　这样的变迁似乎可以说明血统政治的惰性，很多法律人是新贵出身，比起世系久远的诺曼底贵族，他们大多出身微贱。但是王室法院的权力系统赋予他们地位，作为直属英王的官僚阶层，时间的魔力慢慢也赋予他们新的血统尊贵。失土(Lackland)王约翰在位期间，诺曼底被法国人夺回去了，诺曼底的失去，使得很多老贵族家道中落。百年战争期间，又有大批老贵族丧生，随后继起的玫瑰战争，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老贵族内部的自相残杀导致双方同归于尽，恩格斯说：“英国由于玫瑰战争消灭了上层贵族而统一起来了”。就这样，老贵族会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新贵会随着时间推移变成新的老贵族，而在他们之下，则会萌生新一代的新贵，血统政治就这样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到都铎王朝时期，贵族豢养家兵的制度已被彻底取缔，丧失了对武装和人口的直接控制，(参见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26-127页)。英格兰已经成为中央集权的王国，绅士和官僚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开始提倡新的门第和等级，尽管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不是世袭的勋爵(Lord)而是新封的爵士(Sir)。律师会馆昂贵的学费，把寒微人家的弟子拒之门外，詹姆斯一世甚至签发了一个法令，宣布皇室不允许没有绅士血统的人进入会馆。
　　弗兰西斯·培根和爱德华·科克的时代，英国的法律人曾因司法腐败横行而声名狼藉，培根爵士亦不能洗脱收受贿赂的嫌疑。然而这个时代却是旧体制要发生革命性变化、现代法治的精神要从旧体制中滥觞的时代，法律人则要在这种革命性变化中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光荣革命前夕，英王詹姆斯一世主张君权神授，滥用星室法庭推行个人专制，将普通法法庭的令状弃置不顾，引发了衡平法院同普通法法院的司法权冲突。王室法院的首席法官爱德华·科克（Edward Coke,1552-1634）提出了著名的“人为理性”（artificial reason）说，主张普通法的权威高于王权。1608年，英王詹姆斯一世与王室法院的法官会晤，其间詹姆斯一世提出法律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国王与法官同样具有理性，法院也应服从国王的命令。科克回答说：“完全正确，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它的英格兰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因为涉及臣民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那些案件是由人为理性和法律判决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自然理性来决定的；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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