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纪东老师谈读书、写作和司法
张伟仁
【全文】
我在法三时上林老师的行政法。这门课涉及许多技术性的问题。我当时稍稍读了一些法学理论的书，觉得那些问题很是乏味，曾在林老师的教科书上画了许多问号，写了许多意见。林老师上课时喜欢离开讲台，在课桌行道间边走边讲。一天见到我书上画得花花绿绿，写得密密麻麻的，拿起来看了一会，脸色似乎有点不悦。隔了几天，助教来叫我去教员休息室见林老师。我猜一定是有关我那些涂抹的东西，便想好了一番话准备去辩解。但是，当我很紧张地走进休息室时，林老师却带着一脸和霭的笑容，叫我坐在他身旁，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听。他说十八世纪英国大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授课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杰里米·边沁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奋笔疾书，后来将这些“笔记”集成了《政府片论》（Fragment on Government）一书，对他的钜著《英律疏议》（Commentaries）里的自然法理论逐点加以批评，开创了英国的实证法学。
讲完这个故事后，林老师说虽然边沁的看法未必正确，但是他的做法是对的。学生对老师所教的，应该要仔细地思考、分析，甚至于批评，不该盲目地接受。所以他很高兴见到我在他的书上所画的问号，要我以后将那些问题在课上提出来。至于我的意见，有些是因为我不了解问题背后的事理所致。他随即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此点，并且说以后会在课上进一步申述，欢迎我以及其它同学一起来讨论。这番话使我哑口无言，一方面为自己的肤浅和狂妄感到十分惭愧，一方面对林老师的渊博和宽容钦佩不已。
林老师对待学生不仅宽容而且亲切关怀。当时台湾经济落后，大多数学生都很拮据。林老师常常问起我们的生活情形，为若干特别清苦的学生介绍了工读的机会，并且时时追问工作和学业是否可以兼顾，使那些学生多了一份温暖的亲情。
除了爱护学生之外，林老师对待一般人也极宽厚。在评论当代人物之时，都舍其疵而扬其美。他常引《淮南子》的话说：“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贤者尚且如此，我们怎可苛责他人？即使知道了别人的过失，也应该“与人为善”，期其改过就好了。
然而林老师也有嫉恶如仇的一面。他最不能忍受的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数典忘祖”，对于自己的文化、国情茫然不知，一味地崇洋媚外。所以当我得到富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赴美进修之前向他辞行，他恺切地告诉我美国于二次大战后将它遗留在海外的物资卖给当地政府，以其所得设立了这个奖学金，招徕各国青年赴美进修，其目的不在无私的培育他们，而是要使他们接受亲美国的看法和想法，因而亲美。他要我对美国的学术及一般文化仔细观察，择善而从，不可像许多留学生一样，全单照收，受其同化，变成一个假洋鬼子。
回国后去向林老师报到。他劈头就问我：你在美国学到了些什么？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吗？我一时答不出来。他便提到许多留学生在国外耽误了三五年，对于自己专修的科目只学得了一点皮毛，对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则所知更少，但是回国之后，便在学校里及社会上卖弄那一点点洋货，招摇撞骗，误人误国。他为此极感痛心，希望我千万不可蹈此覆辙，要好好地将所学的一点东西，放在我们自已的社会、文化里，仔细比较研究，引发出一些自己的见解。他前后这两番话，虽然措辞严峻，但其爱国爱人之情溢于言表，使我十分感动，永志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