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法上还有一种特异的制度，那就是工场法（施行令第
一九条和第
二七条之四）规定工业主须订立扶助规则、执业规则等禀报于地方长官，必要时，地方长官并得命其更改。又矿业法（第七五条，矿工劳役扶助规则第一条和第三一条）亦规定矿业主应订立雇佣劳役规则及扶助规则；前者须经矿山监督局长批准，后者则须向矿山监督局长禀报；局长于必要时亦得命其更改。这些规则，都是不经受雇人承诺而由事业主单方规定的，但有拘束事业主和受雇人双方的效力，所以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法律承认事业主有以单独的意思拘束受雇人双方的效力，所以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法律承认事业主有以单独的意思拘束受雇人的权力，可是，从法律的构成上说来，雇佣关系的本身已为契约关系，受雇人得依其自由意思去加入那关系，无论何时，又可以依自由意思退出那关系；因此，在规则订定后而受雇的，可视为承认该规则而受雇；至规则订立于受雇后的场合，则可视为承诺在该项规则之下继续雇佣关系的。所以无论在那种场合，从法律上的见地看来，加于受雇人的拘束，都是有受雇人自行承诺的根据的。这和铁道乘车规则之拘束乘客，学校规则之拘束学生同样，都不应视为权力发动，所以事业主订立那规则的行为，不外是私法上的法律行为，而不应解作国家将其立法权委任于事业主。不过，法律的构成虽属如此，但事实上受雇人在经济上尚不能享有退出的自由，尚不免违背自己的意思而忍受那规则的拘束，所以法律将之置于行政监督之下而加以公法的限制。
此外，关于契约上的争执之解决，亦是法律承认行政权干预私法上的契约的一个显例。私法上的契约之争执，本以由民事诉讼解决为原则；即当依调停的方法解决时，普通那调停亦是由法院管辖的。至于特设的小佃官，表面上虽然像小佃调停的行政机关，其实，小佃官只有调查事实而向法院陈述意见的职务，其本身并不当调停之任。但单是对于劳动争议，行政机关不但当调停之任，法律且规定其即无当事人之请求，亦得根据其行政官厅之职权而设置调停委员会（劳动争议调停法第一条。）自然，调停之成立并非依国家权力的强制，而系根据当事人双方的同意的，不外是私法的争议之解决而非公法的行为。不过，行政机关对之，不但得参加解决的协议和斡旋其进行，有时且得不问当事人的意思而强制开始调停手续；又在调停手续进行中，禁止第三者诱惑或煽动雇用人及劳动者，这都很明显是加入了公法的要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