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且不说东、西方的历史背景不同，单从专制的定义和产生来看，就足以说明分析路易•波拿巴专制政权的那一套理论不具有普适性。专制是“少数人之治”，即使是相互斗争的阶级分出了胜负，仍可能产生专制主义。因为即使取得了统治地位的阶级占社会的大多数，但如果政权由这个阶级当中的极小部分人实际掌握，绝大部分阶级成员无法实际参与行使政权，这样的政权就仍然是独裁和专制的，例如新加坡。因为实行专制还是民主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比如希腊的地理、城邦、工商业催生出的“希腊心灵”就是希腊民主政体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类推出“新加坡心灵”或者“春秋心灵”等等。假如新加坡不是充满了“新加坡心灵”而是充满了“希腊心灵”，当权者想持续实行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春秋和中国古代的其他历史阶段不是充满了“春秋心灵”和其他的“中国心灵”，孔、老、墨、庄们很可能就不会或不敢为君临天下而歌功颂德了。
　　我还想补充一点，顾准的中希对比忽略了一个点，那就是希腊实行僭主政治的都是些雅典式的城邦，“小国寡民”，而我国春秋时代即使是最小的那些列国也比希腊的城邦不知道大多少倍。这样一来，两者的可比性是比较弱的。那么前述的统治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国土的“曹操”们与僭主的相似性看起来也变差了。不过这倒引发我想出了中国的真正僭主，比如当年仅控制新野城时期的刘备，他所统治的可真算是“城邦”了。当地主阶级“行政长官”的控制力无法达致那里，而百姓们又因为连年战火而对朝廷极为不满时，独立于两大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外，代表着以平定乱世、实现统一大业为理想的武将和士人阶层的刘备带领一干“乡勇”夺取了“城邦”的政权，并实行有利于百姓的无限制的“独裁军事专政”。而且，此时“领豫州牧”的刘备并不具有统治新野的合法性。从名义、形式和实质上看，这样的刘备以及其他统治着单个城邦的军阀们都是真正的僭主。只是日后当他们征伐更多的城池，变成广土众民之主并逐渐演变成地主阶级的代表时，他们就不再具有僭主的身份而成为地主阶级的行政长官了。[23] 其他时代每当改朝换代时都可能或多或少出现过这样的僭主。这样说来，中国还是有过僭主政治的，但从未有过这个名头，而且不是从寡头政体到民主政体的中介，而是从一个专制到另一个专制的中介。
　　四、斯巴达潮流和现代民主形式
　　僭主政治在公元前7-6世纪是希腊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就整个希腊的范围来讲的。顾准认为，斯巴达传统始终停留在寡头政体上，这与雅典民主从原始王政经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是不同的。斯巴达精神不乏热烈的崇拜者，斯巴达体系也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它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必然演变为形式主义和伪善。[24] 我认为，之所以会发生演变，究其原因，在于寡头政体根本还是少数人的统治，其与僭主政治的一人独裁只存在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并无专制与否的差别。这种人民无法实际参与行使权力的政体无法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人民的不满情绪危及寡头的统治时，后者会毫不犹豫地对不满者予以镇压和剪除。这与我国在社会主义探索阶段所经历的一些曲折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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