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上规定只能单纯以保证人的人格担保或信誉担保的，在国外并不多见，而大多规定既可以单纯的人格担保，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提供财产担保。通常能充任保证人的，应是信誉度高，值得社会及司法机关信任的人，但除德高望重的社会知名人士外，司法机关对普通保证人的信誉度并无确切的了解。因而，单纯的信誉担保的可靠性存在一定的未知数，风险较大。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单纯的人保造成保证人责任性不强，担保落空的情况。
　　为了使保证人的保证责任落到实处，增强保证人的责任性，在必要时，也可要求保证人交纳保证金，以担保其履行保证人的义务。对此，在刑诉法修改讨论中，也已有学者提出过此类建议：“凡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保证人，应当提供一定的财物交给公安司法机关作担保。”[4]但遗憾的是，我国立法正式修改时未予采纳。
　　笔者认为，为加强和健全保证人制度，增设保证人交纳保证金的担保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保证人交纳保证金，不同于单纯的人格或信誉担保，但仍是一种人保的方式，应归属于人保范畴。它是保证人以保证金的方式来为自己履行保证人责任提供担保。它又不同于前述人保和财保并用的“双保”方式。在“双保”方式中，除人保以外，是由犯罪嫌疑人自己提供担保。此时，若没收保证金，是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而在人保中，没收保证金，是对保证人的处罚。
　　增设保证人交纳保证金，便于当犯罪嫌疑人本人无经济能力提供保证金时，可改采人保并由保证人交纳保证金的担保方式，或者当保证人信誉度不足时以附加保证金提高其保证力。增设保证人交纳保证金，并不排斥同时适用犯罪嫌疑人提供保证金的财产保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财产保和附加保证金的人保并用。
　　在现行立法中，对保证人的处罚方法，除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就只有罚款。罚款虽也是一种经济性质的制裁，但属于事后制裁，具有不确定性，并且罚款的执行也比较麻烦。而由保证人事先交纳保证金，可使保证人事先明确责任的后果和份量，增强事先的预警和约束作用；并且在需要处罚时，没收保证金也便于执行。
　　为加强保证人的责任，除对保证人增设保证金外，还应进一步明确保证人的义务。而我国刑诉法对保证人义务及其责任的规定不够健全，以至难以追究保证人的责任。规定不足的表现为：(一) 刑诉法第55 条第1 款第1 项规定的保证人应当履行的义务为：“监督被保证人遵守本法第56 条的规定”，但对如何“监督”，缺乏具体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要查证和确认保证人究竟是否履行“监督”义务，相当困难，缺乏认定的标准。比如，被保证人在保证人的默许下，实施了干扰证人作证或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但只要保证人声称自己如何履行了“监督”义务，司法机关就很难证明他没有履行“监督”义务。(二) 该条款第2 项规定的保证人的义务为：“发现被保证人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违反本法第56 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执行机关报告。”这里，如何确认“发现”和“及时”，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即使保证人真的已发现被保证人有违规行为，但只要他装作没有发现，司法机关又如何来证明他已经发现? 再者，保证人究竟是“及时”报告，还是故意拖延几天后报告? 司法机关也都无法予以查证和确认。(三) 刑诉法第55 条第2 款规定：“被保证人有违反本法第56 条规定的行为，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对保证人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立法对保证人未尽监督义务，或监督不力的，未设定任何法律责任，不受任何处罚。这就使监督义务成为虚设。保证人也不会对此项义务予以足够重视和切实履行。立法只对保证人“未及时报告的”才予处罚，从而就可能使虚假的及时报告或无效的及时报告逃脱法律制裁。例如，保证人明知或发现被保证人在夜间逃跑，却故意在第二天早上向执行机关报告，假称自己睡醒后刚刚发现并及时报告，这属于虚假的及时报告，但由于保证人在形式上做到了及时报告，就有可能规避法律制裁；如果保证人真的是睡醒后才发现被保证人逃跑并及时报告的，但逃跑后果已经发生，这就是无效的及时报告。按照立法规定，保证人对此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这些法律漏洞的存在，显然对保证人不能形成有力的约束。在实际操作上也多有不便。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