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机械地规定只能采用一种保证方式而不能同时并用，有所欠缺和不足。从取保候审的案件来看，案件本身的情节及案件涉嫌人的情况，是复杂多样的，在有的案件中，单独采用保证人方式或单独采用保证金方式，就足以保证犯罪嫌疑人遵守取保候审的规定；但在有的案件中，单独采用任一种保证方式，其担保力均显不足，而两种保证方式并用，则可起到功能互补、功能组合的作用，从而提升担保力，增强取保候审的安全系数。应该认为，立法上许可采用“双保”方式，是符合不同层次需要的。
　　从立法修改当初的理论设计来讲，并未反对采用“双保”方式。如1995 年全国诉讼法年会在讨论刑诉法修改时，就有学者提出：“在取保候审的形式上增加财产保(物保) ”；“司法机关在采取取保候审形式时，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单独使用人保或物保，也可以人保和物保并用，采取‘物保人保’的双重保证，使保证措施具有更强的约束力。[1] 并且早在刑诉法修改之前，在司法实务中已采用财产保和人保并用的做法。如陈光中主编、徐益初副主编的《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研究》一书中披露：“但近年来，不少诉讼法学者主张实行财产保，公安司法机关也已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其做法是人保、财产保并用或单独采用财产保。”[2]
　　“双保”方式在我国香港地区也有运用。在香港刑事诉讼中，被逮捕的人犯在获取保释时，“警方可要求其具结保证或现金抵押，可有担保人也可以没有。”[3]也就是说，被保释人提供保证金是必须的，但是否要附加担保人，则可由警方选择决定。因而，当选择决定附加担保人时，实质上也就是财保和人保的并用。
　　在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中绝对否定“双保”方式的采用，并无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也不能适应我国司法实务的需要和改革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保证人方式和保证金方式既可单独适用，必要时也可合并适用，对于进一步强化保证作用和充分实现取保候审的“候审”功能，有益而无害。
　　据说，反对采用“双保”方式者，是担心增加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的难度。这或许是其唯一的理由。但笔者认为，这种担忧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立法上许可采用“双保”方式，只是为司法实务多提供了一种选择，以满足灵活性的需要，而并没有要求一律采用“双保”方式，虽对申请取保候审人提出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其保险系数的增高，反而更易使取保候审的申请获得司法机关的批准。应该认为“， 双保”方式的采用，有利于提高取保候审的适用率。
　　二、调整和落实保证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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