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的思路是，民服法，官执法。民不服法，官治之。大官治小官，一级管一级，外加监察（御史）、特务。现代法治则不然，它的实质是民主，它是某种“民治”，而不是“治民”。因而，当“猫不抓鼠”，“官不管官”时，现代法治决不在“政府”圈子里打主意，它决不允许“官”的日益庞大，而是把问题交还给“社会”解决。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原则要求。当前进行的机构“减肥”，“砍一半”，正是这样。
于是乎，社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舆论，以及政治民主就成为割去“甲+1”之“癌”的手术刀。有了这把刀，猫不抓鼠能行几时？
（载《联合报》1998年6月5日）
3、一毛钱权利与法治社会的建造
“市场经济即法治（制）经济”，“现代社会即法治社会”，这是上下一致的共识。然而，法治社会由何来？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吗？也不是。它从权利中来，那怕这权利只涉及一毛钱。
前不久，一福州人在北京打电话，电话亭顺手“宰”了他一毛钱。这位福州人“固执”得要命，非要打官司。官司打到了法院，他要求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得到加倍赔偿。从情理上说，即使以西方人的眼光看，这也是划不来的。因为，为了打官司，这位福州人两度乘机去京，光路费就花了两千块钱，其“固执”远在“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之上。然而，细思之，这又是两种不同的“固执”，秋菊只是要“讨个说法”，而福州人却意在捍卫法律所保障的权利。支持秋菊“固执”下去的是她内心深处的“正义”观念，当官司打到那位好人公安局长时，当村长后来救了难产的她和孩子后，秋菊对法律充满了迷惑、不解、不信任与对立情绪。
而支持那位福州人“固执”下去的却是明确而坚定的法权意识，为了捍卫自身权利，甚至可以不计经济上的得失。他一反中国传统的厌讼心态，不忍让，也不接受“私了”，精神可嘉，难能可贵。
秋菊找的是政府，并且带了“厚礼”去见公安局长，她是被政府官员介绍给法律的；而那福州人找的却是法院，他是被法律“介绍”给法庭的。前者代表着“靠政府”、“求好官”的传统“小民”形象；后者代表着“靠法律”、求“公正”的现代“公民”形象。前者要求的是“好人政府”、“父母官”、“青天大老爷”；后者要求的却是“一断于法”、“违法必究”。前者是“人治”的土壤；后者是“法治”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