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在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打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四一四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四一四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四一四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清楚地知道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宣传，黄作珍同志向谢富治解释过这件事，工人是没有武装的，所以毫无办法，你们打到哪一年去？你们应该欢迎嘛！……”
　　“你们完全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没有邀请四一四和北大井冈山的人来。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四一四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
　　“……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作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了，井冈山垮台了，我就不信，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的你老佛爷的井冈山。”[16]
　　但为了稳定局面，毛泽东不得不抛弃蒯大富这些“勇敢分子”（周泉缨语）。
　　周泉缨在他名噪一时的《四一四思潮必胜》的结尾高呼：“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和各种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后，团结一切力量竭尽全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4.14派！革命化的4.14必胜！”显然，此番言论，说到党内务实派心里去了。4.14的全部理论是他们不得不跟着毛泽东走，被迫接受文化大革命风暴的现实时，他们能够选择接受的一种最合口味的“革命造反”理论了。[17]
　　今天似乎存在着一种崔之元所谓的共谋：官方与知识精英界对文革的共识与回避。[18]文革成为一段沉默的历史，似乎无辜者所受迫害仅仅是一场浩劫，对文革心向往之的李敖甚至连伤痕文学也大为讥讽：哭哭啼啼的，眼泪太多。[19]文学史发现了知青的手抄本，史学发现了顾准，[20]而法学发现了什么，法学死了吗？那个活在自由法学家心中的法学——赋予人以权利与尊严的正义之学，应当没有停止思考。否则，何以也会有法学上的拨乱反正？
　　值得忧虑的是，当老一代启蒙主义理想者相继去世后，中国学术是否还有那种真诚的理想主义。那些连学术本身的正当性、学术水准尺度的客观公正性都无法至少是在思想上有所认识、反省的知识人大行其道之时，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隐呢还是显?难道还可以指望他们维护社会正义吗？知识人的这种犬儒化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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