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比较两个时代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不难发现，在前一个“中国向何处去”那里，“政治正确性”的背后是各说各的政治（一个是篡改了的三民主义，一个是修正了的共产主义），而在后一个“中国向何处去”（杨曦光）那里，则是要求兑现前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政治正确性”、兑现那些“大词”。雷震、李敖们[13]在台湾要求兑现，杨曦光、林昭[14]们在大陆要求兑现。1963年8月28日，大洋彼岸的马丁·路德·金在他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中以债主的姿态说：“我们来到国家的首都是为了兑现一张支票。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拟写
宪法和独立宣言的辉煌篇章时，就签署了一张每一个美国人都能继承的期票。这张期票向所有人承诺……然而，今天美国显然对她的有色公民拖欠着这张期票。美国没有承兑这笔神圣的债务，而是开始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一张盖着“资金不足”的印戳被退回的支票。但是，我们决不相信正义的银行会破产。我们决不相信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宝库会资金不足。……因此，我们来兑现这张支票。这张支票将给我们以宝贵的自由和正义的保障。”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位年轻人遇罗克的遭遇，他以其轰动一时的《出身论》，成为第三波红卫兵的重要理论，其实是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提出了“何处去”。因而比《中国向何处去？》更具震撼力，而其作者的命运比杨曦光也更悲惨。《出身论》仅仅由于以自己的语言说出了一个真相其作者就必死无疑了，更不用说他还以独立的理性的思考动摇着“阶级斗争为纲”的基础。这个真相是：“有色人”的存在，一种人为制造的新的等级制、身份制，不是吗，“清理阶级队伍”、“黑五类”、“红五类”的提法本身就以颜色定义人。在《我有一个梦想》那里，尽管美国黑人是为白人歧视的“有色公民”，但毕竟还是公民，他们可以大声向政府要求“兑现支票”。然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中，无论“黑五类”还是“红五类”都没有“言论自由”可言。
清华4.14派的周泉缨是造反派右翼理论家,其"四一四"思想与杨曦光的理论针锋相对：
“4.14不承认十七年中国的阶级关系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对工农大众的统治关系，因此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否定一切干部，打倒一切当权派，让那些造反派掌权，来个‘大翻个儿’的革命’。清华4.14从反工作组开始，就是造反派。但他们认为，造反，与走资派作斗争，把他们赶下台，用新生力量代替腐朽力量，这就完成了文化大革命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政权问题的解决。解决以后造反派干什么呢？‘掌权后的造反派应该做到：正确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盟友、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正确对待干部。’五个‘正确对待’”。[15]根据韩爱晶提供的《毛泽东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的谈话记录》材料看，毛泽东对4.14派的理论不以为然，明显扁担蒯大富们，但蒯大富们缺乏4.14的策略，是毛泽东主席大为惋惜的。毛泽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