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也是来自斯大林主义的革命思考是：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改革思考是：中国改革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一部分。任务与内容不同，世界化的思路却如出一辙，他们都有着从世界与中国的互动、从世界大格局观看、思考中国问题的眼光。“继续革命”的中国承担了“世界革命一部分”的义务，“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承担了“世界经济大循环”的义务。两个时代的中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世界，塑造自身而已。当主要以破坏与重建为诉求的革命由主要以适应与发展为诉求的改革所取代后，中国面临的是一种新的世界结构与游戏规则，从前中国可以说“不”、可以自行其事、天马行空的诸多自由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不可能了，它不得不承认一些苛刻的甚至令人烦恼的规则，在互利的驱动下，对世界的诸多承诺譬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至少在理论上是它必须遵守的。但是，对那些苛刻的令人烦恼的规则，它有一套消磨、软化以至无化的本领与机制，这一本领与机制的理论基础就是“特殊性”概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辨证法成为无往不胜的理论法宝。然而，如果中国真的要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并进而随着实力的增强充当某种主角，就首先要承认、遵循先前普遍为世界主流文明遵循的规则。否则，在它还没有充当主要角色之前就已被消磨、软化以至无化了。辨证法本来就是把双刃剑。邓正来教授所谓主体性中国的确认方式，试图排除他者的目光，摆脱外部世界的限制，在还没有学会世界主流文明游戏规则的时候就急于改变规则、定义世界，至少显得是一相情愿了。
　　《历史的先声》一书[8] 一度引发的官方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也可以说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就官方意识形态言，《历史的先声》收罗的那些言论属于一个过了时的时代——民主革命的时代。历史早已进入社会主义，尽管后来加上了各种限定语：“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等等，但是，“专政”的基本性质是一以贯之的，作为基本原则只有加强而无削弱的道理。正象文革被分为官方的与人民的（自由派、民运人士之一部，甚至崔之元等的新左派）一样，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解读上，也是两条线索，六经注我。“大词”之所以为大，在于它是抽象而模糊的。问题的实质是双重语义，双重标准，内外两套，词与物的分裂。
　　2、杨曦光、遇罗克与周泉缨（“人民文革”与“奉旨造反” ）
　　物换星移，二十多年后的1968年，毛泽东的小老乡年仅20岁的杨曦光（也就是后来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长沙街头贴出了传诵一时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9] 。他因此被捕入狱，差点儿被枪毙 [10]。在那个疯狂血腥的年代，大字报铺天盖地，在那些千奇百怪、鱼龙混杂的大字报中，[11]当权者为什么对这么一张言必马列毛的大字报如此惊恐，必欲置其作者死地呢？原因在于大字报已经挑战“奉旨造反”的底线，大字报塑造了一个杨曦光化的“毛泽东”，他以极左的言辞鼓动造反派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要求造反派相信毛泽东的“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底’所要完成的任务”，和“最后结果”，中国将向中华人民公社的方向去！“建立起一个”不同于现在社会的新的社会才是他们得到解放的社会。为此，“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必须实行。”“我们的最低纲领是要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这次革命的方法不但靠‘四大’，而靠武装夺取政权，靠国内革命战争。”其“形左实右”的实质已与“右派”言论异曲同工。如杨曦光提出，“极左派应有自己的政党”。文化大革命要由这个极左派政党来实现毛泽东的领导，以“带动人民推翻新生的资产阶级”。[12]等等

第 [1] [2] [3] [4] [5] 页 共[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