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的人道主义发展并不是一个虚构，但人道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它的解释学方法，它对文献材料的态度却充满了虚构。问题并不出在人道主义的“前识”，而是在于阅读理解或重组话语的方法——本质主义。威海卫历史档案文件中混合着的人道主义、殖民主义、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现代主义理想等等，都可以在制度权力的点上组织起来。让分散的历史陈述讲解历史，让中性的历史话语说出意义，让凌乱的历史文本显示主题，这就是档案文本的阅读，这是任何一种正常阅读中一再发生的。而这种理解的阅读是以所谓“偏见”为前提的。在阅读之前，我们已经有了关于“殖民主义”、“西方中心论”等等观念。我们应当思考，当福柯解说那些关于疯癫的档案性文件时，他究竟想说和究竟在说什么？他难道不是在某种“偏见”下勾画，阐明一个反理性主义的主题吗？
历史总是存在于记忆中，然而，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记忆，都离不开一定的“材料”：文字记载、老照片、实物、口耳相传的“故事”……等等，它们的“历史性”需要被赋予一定的形式，谁提供形式？是反思或表述历史的主体。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历史总是在不同的主体中重构、再现，因而，它的过程包含解构与建构。中国近代法律转型，作为一个宏大历史叙事，向我们描述了一个法律移植的故事，这个故事近年来越来越成为法学界的一个主调。它的背景是一系列的革命与改革，它的目的好象早已确定——现代化。尽管英租威海卫法律被纳入大英帝国的海外普通法体系，但又与英国正宗的普通法不同。一方面，“大英帝国的灰姑娘”处于权力控制体系与普通法体系的边缘，另一方面，它又处于中国近代法律转型过程之外，孤独地被遗忘在一个角落、一个边缘地带——地理位置的边缘与文化、政治变革的边缘。英租威海卫的法律生长被排斥在中国法律以大陆法系为模仿目标的转型过程之外，表现出与所谓“整体历史”背道而驰的“断裂”，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或许将为我们反思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提供具有启发性的材料与理论。有关英租威海卫法律史的这一“边缘”与“断裂”问题，笔者打算用一本“专著”来探讨，这里就先打住。
“区域性”研究已为学术发展大势中的一个强劲方向，而地方性知识的发现、利用是最基本的工作。从成功案例看，1985年黄山书社出版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就为徽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地方性知识基础。某些安徽地方学者及其共同体的一个优势就是在开发、利用这种地方性知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英租威海卫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原始资料，仅“英国威海行政公署档案”一块，其总量就可与徽州原始文书档案一比。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具有极其特殊的价值，在中国殖民地文化与制度、中国近现代历史转型方面，仅就其完整性、系统性看，已为无可争议的“第一档案”。充分有效的利用、开发这一“第一档案”，是一件大事。有关的学术研究也必然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它既从属于一项重大的文化遗产工程，又是一部现代“资治通鉴”创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