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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由档案告诉我们的历史的条件与出现方式是什么？是上述“学说”中的一个或几个的混合吗？笔者以为，这要问是谁在决定档案的产生与存在价值？答案是权力，是那个决定哪些话语具有历史意义，并应当以何种方式上升为历史性话语的权力，这一权力在制度安排中已经按部就班。或许我们会在历史的“起源”或“本质”观念中找到一个更漂亮的答案，或许这一提问已经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但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坚守在档案文件本身存在的自身关系中，在一个自治的话语领域，问题及其答案始终是向我们敞开着的，因为我们所问的针对性始终停留在本身作为历史的档案上。这里，“权力—知识”概念的有效性是在具体的档案文件关系中提出并要求加以检验的。
在这种权力支配下，无名者与有名者的界限早已模糊，这里，作者只是一些面具，它指示说话者在制度关系中的地位与权力身份。他们只是制度话语中的符号：人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概念的无效，相反，作者通过“人死了”的否定性显示出他们与文本的具体结构关系。这里，政府秘书处与行政长官不同，行政长官的公开演讲与街头匿名张贴的政治标语不同。当我们在阅读分析比如象“行政长官在林家院的讲话”与“抗日救亡宣传单”[ ]这样不同的档案文件时，具有历史决定意义的内容并不来自作者标记的“人”，而是作者在制度结构关系中的地位，而其结构性关系是由更核心的权力提供的。现在的历史与历史的历史是不同的。被统称为某一文件或作品中的陈述，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存在”于文件或作品中，它们只是被“表达”在那里，因而，陈述如何出现及其条件是历史解释必须加以处理的。譬如，某一陈述性法律或法律的话语陈述，可以表达在清律中，也可以表达在明律中，作者可以是朱元璋，也可以是康熙。但这些陈述性法律除了它的“物质性”外——外在性，排斥的“多”，它们有自己的形式化力量，用美文学表达，它们有秩序的偏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法的历史学派及马克思的观点是对的，法律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不过是某种事实或既定关系的记录与表达，因而，相对来说重要的不是立法，而是利用或改变那些关系。
前面提到的权力，是非常具体的一种力量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中它们的性质、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例如，在威海卫的划界事件上——英国人初来划界时，屡遭袭击，对抗力量的不对称显而易见，但由于对抗一方的中国人毕竟是日后的邻居与臣民，英国人不得不有所顾忌，英国人的镇压策略显然不同于偶遇海盗袭击时的策略。以力量为基础的权力运做天生就知道要保持和增殖作为基础的力量。以强大力量为后盾所表现的“温和”就是这种保持和增殖的一种策略，这种权力抱有更大的征服目标——使自己变为权利，一旦权利义务关系出现，权力面对的挑战就大大减少。那么，他们是如何推进这一进程的呢？是用“利益”！而利益，我们知道是由权力支配着的，权力可以对之加以调节与分配。权力支配利益的社会方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包含一整套被意识形态包装着的制度体系。就法律制度看，英租威海卫的“二元法律”，无疑体现了权力的这种策略性，“中国法律与风俗习惯的适用”[ ]不是无条件的，“适用”的控制权掌握在英国统治者手里。适用的条件是“以不背公允与道德者为限”，这是权力的进退之道。然而，权力的这一真实的征服史，并不直接写在他的档案上，他的主要写作手法是“白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学说”、“评论”、“作者”这三个意义窗口去观看他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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