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庄士敦虽不能劝说他的威海卫臣民们剪掉辫子，但在他的劝说下，“中国皇帝”却剪了辫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从民国二年起，民国的内务部就几次给内务府来函，请紫禁城协助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并且希望紫禁城里也剪掉它，语气非常和婉，根本没提到我的头上以及大臣们的头上。内务府用了不少理由去搪塞内务部，甚至辫子可做识别进出宫门的标志，也成了一条理由。这件事拖了好几年，紫禁城内依旧是辫子世界。现在，经庄士敦一宣传，我首先剪了辫子。我这一剪，几天功夫千把条辫子全不见了，只有三位中国师傅和几个内务府大臣还保留着。”[25] 而庄士敦治下的威海卫却是另一番景象，直到1930年中国政府收回威海卫时，租界内的男人还疏着辫子，女人还裹着小脚，以至于接收大员王家桢于四乡考察时不禁唏嘘感慨。[26] 这种现象与英国人的统治政策大有关系。骆克哈特早在《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报告书》中就提出了一个温和的保守的租界地施政政策：“尽可能地利用现存机构”、“尽可能地保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统治下尽量维持中国的现状”，来威海卫后，这一政策得到贯彻。骆克哈特来威海后的第五天，便召见各村村董，赋予他们协助威英当局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力。之后不久，威英当局开始为村董们颁发执照，通过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与道德等手段，威英当局把村董们牢牢控制在殖民政府手中。1906年，威英当局在村董制的基础上又建立了总董制，对此，庄士敦在临别演说中不无得意地介绍并评价了这个“系本大臣所计划的”制度，他说：
　　“自从组织总董以来，众位及前任总董与英政府管理威海这种深切适宜的合作，本大臣极表感谢的。此种组织的成功，本大臣个人十分满意。全租界有三百五十余村，占地三百方里，分为二十六区，每区有一总董，作为英政府与各村之媒介，此系本大臣所计划的，此种计划继续进行，并未修改，已有二十五年。在此计划实行以前，界内村庄形同孤立的公会，政府只得任其为公会，对于管理上自然发生困难障碍，除此之外，那时候交通的方法也很恶劣。自从分为二十六区，每区约有九村至十五村之数，在一位总董指导之下，代表其所辖之村，与政府接洽公事，管理上难办之事因之大容易解决。最重要的是各村居民因为得彼此合作，发生一种社会上的觉悟，知道与较大的团体结合起来，此较单独的公会是有利益的。在本界内政府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是自然的政策，即如社会上、生计上、财政上的各事，不但政府对于行政上之动机可得公论之指导，并且人民也可藉以知道作公民的职分和权利。”[27]
　　这里，一个“得公论之指导”的“与人民协商各种重要的事情”的政府形象被勾勒出来，在此制度下，公民有了权利义务[28]意识，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上的觉悟”。而这一切，都与“本大臣所计划的”总董制分不开。庄士敦何止是得意，简直就是盖棺论定了。
　　温和的保守的租界地施政政策，由于是在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这两位崇尚儒家思想的人物主持下贯彻实施的，其治理方式的“中国化”就势所必然了。概括地说，“中国化”的治理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德治与教化的高度重视；2、村董制及总董制的建构与运做；3、诉讼制度的调整与“权变”——轻证据[29]、重教化、注重调解等。比较而言，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在政府运做与行政管理方面明显表现出这样几点优越：精干，高效，廉价。这与当时弥漫于整个中国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反差。正是这种反差，促使英国人的殖民统治逐渐在当地获得了某种“认同”。1904年，在庄士敦初来威海任职的当年，境内商绅就为他赠送卷轴，赞誉他为“父母官”。“1930年他从威海卫行政长官任上卸职回国时，商绅们按中国传统又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喻其为官清廉，品行高洁。”[30] 直到今天，“庄大人”为政清廉的口碑还在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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