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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村董制问题的细节笔者将另文探讨，这里顺便指出，英租威海卫之所以与香港形成巨大反差，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譬如，民国后的香港（是否剪辫子问题上有过辩论）在剪发放足上与大陆保持了基本的同步，而威海卫却一直蓄辫裹足到1930年回收之后，除了英国人对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与风俗的保留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乡村传统力量的影响力，而英租威海的村董制既是这一力量的产物，又使得这一力量在制度层面上发挥到了极至。
在诉讼程序上，英租威海卫引入了村董负责制。民事诉讼，由起诉人从总董处领取殖民政府制发的诉讼状，填好后由村董盖章，交正华务司审理；刑事及治安案件，则由村董将人犯直接扭送到巡捕房，转交副华务司审理。威海卫高等公堂的上诉法院为香港最高法院，但由于租借地内很少有人付得起去香港上诉的费用，而且也很少有人知道败诉后还可以上诉，所以直到“1910年，没有出现过一起上诉案件”。[21]
在警务方面，英租威海卫被划分为码头区、刘公岛区和乡区三个警区，由副华务司统率。每区设英国巡查1人，1929年三区共有华人巡捕近200人，此外还有水上和司法巡捕20多人。码头区设有总巡捕房，在交通要道、重要村镇及边境地带，还设有分卡（巡捕房）15个。另在巡捕当中挑选部分人担任“视查”，即特务或称密探。
在狱政方面，[22] 英租威海卫监狱共有两处。一为码头区东仓村（现纪念路陆军宿舍处）看守所；另一为刘公岛监狱。监狱设典狱官一人，男看守长一人，看守员若干人，女看守长一人，看守员若干人，医官一人。罪犯于入狱后出狱前以及判断能否胜任体力劳动时，须经医官检验。按照监狱管理规则，不仅男女分监，违警犯与刑事犯也分别监禁。成年犯与幼童，初犯与贯犯也分别隔离。在每天监犯工作前，按规定数量计口发给囚粮，不得克扣，狱中备有秤量器具，发囚粮时，准许监犯在场观秤称量。
关于减刑：凡初犯经过判决充苦力六个月以上者，在监禁期内，如果工作勤恳，循规蹈矩，经典狱官认可并呈准后，男犯可减刑期四分之一，女犯可减刑期三分之一。二次犯案，经判决充苦力二年以上者，至第二年，如果各方面表现良好，可依照初犯办理减刑。如果是第三次犯案或系贯犯，则无论如何不得减刑。
据一九二八年英租威海卫地方政府报告[23]，当年受理民事案件共计279起。而一九二七年同类案件为281起，一九二六年为239起。民事案件中，最多见者为债务纠纷，其次为地皮房产，再次为承继、婚姻及商店倒闭等类。一九二八年刑事及违警案件共646起，比一九二七年的998起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究其原因，在于对烟赌的严禁。当年属于此类刑事案件的犯罪人数，共有1481名。其中183名判处监禁，其他1283名以罚金了案。
下附一份司法统计表[24]，该表统计了英租威海卫从1902年致1928年26年间的民刑案件与监犯数字，对进一步研究英租威海卫时期的司法状况不无帮助。
年 份 刑事案件 上诉案件 民事案件 上诉案件 监 犯男 / 女
1902 未 详 1 未 详 270
1903 186 207
1904 119 6 400 155
1905 510 7 223 116
1906 449 1 1 125
1907 907 108
1908 909 6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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