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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界内中国居民对威英当局的某种认同与不认同，是否与土地问题有关，有什么样的关系？
4、民间土地契约与当局官契的关系如何？“官契化”过程与后果的法律问题如何？[7]
5、如何分析评价“上下忙粮窜由单”所反映的社会管理与法律形式问题？
6、有关“花户”规定所反映的户籍、税务之社会管理与法律制度为何？
7、“人地分处”现象所引发的法律问题：一域两制与二元法律具体在司法中是如何体现的？
此外，租界内的所谓“窜票”，似乎就是清代之“滚单”，如果是，有何变化？
引起笔者兴趣的另一件事是，1928年文登、荣城对军事特别款的征收。征款引起文、荣地方绅士群起抗议，文登县知事以为违法，要求华务司引渡某人，[8] 其法律后果如何评价？这一事件，一方面涉及司法管辖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地方绅士地位问题，关涉到对地方治权的具体把握。这里，土地所有者在中英不同辖区承担的不同“义务”，在政治因素的诱发下，演变为“合法性”问题，在制度冲突语境下极具法理学意义。
就笔者查阅之部分地契“表样”及相关档案——“卖绝官契”，“官典活契”以及“田房税契章程”（光绪27年3月17日）等 [9] 的初步感觉是，官契格式相当简约，或许与民间格式大同甚至或许就是民间地契的翻版。一般而言，田底与田面权之分离，中国南方较之于北方更为盛行，而或威海卫原本就不做分别，当特予注意。宗族优先购买权一般在北方也不如南方强盛，租界内土地买卖或许亦如此。
根据威英当局公布的有关典卖田房税契章程，其绝卖官契的程序是：买卖双方村董、帮办员将卖主出示契据当场审查后从总董处领得请求书，填写盖章后由土地局（Land Office）出示通告，经村董在村内张贴一个月，对此项交易有异议者可于一个月内用书面形式向正华务司署申诉，若无异议，可订立卖绝官契。[10] 在契据上除了有“大英威海华务司”狮图案长条形印外，村董、副村董、帮办员也都签章，中人、当事人则签字画押。地契右上角加盖兰色“威海卫管理公署·土地契据管理之章”。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英国人初来威海卫之时，当地居民抗英甚烈，然而，几年后却变得温顺服帖，竟视殖民统治者为“父母官”。查阅英租威海卫1900年的历史档案便可感受到，“划界遭袭”是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严峻问题[11]，到了1902年，我们在骆赫特任职期间的一份工作报告中看到这样的文字：当地居民“与南方人粗鲁不同，村里的道德标准与英国格兰农业地区大多数人的道德标准一样高。”[12] 当初，抗英活动主要是反对英国人的划界埋碑，英国人白天立界碑后，当地居民竟夜里或将之拔除或偷偷向租借地内侧移动，然而多年后，却发生了当地居民偷偷向租借地外侧移动界碑的事儿。[13] 个中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笔者以为是与土地制度及税费问题密切相关的。
据笔者粗阅档案材料看，英租威海卫的土地税远低于周边区域，并且土地税收入的用途被明确规定在社会教育支出上，此项制度必然引起当地居民的好感。哈贝马斯说，交往是为承认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英国殖民统治者具有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自然知道“承认”意味着什么。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幻想并虚构“以夷制夷”时，“英夷”却老练的实行着“以华制华”政策。《枢密院威海卫法令》中“倘遇华人民事案件，法院应以中国法律，及当地习惯为依归。但以不背公允与道德者为限”的规定便是“以华制华”的一个法律表达。同一个法律表达在先已被成功统治的香港则是1841年2月1日发布的“义律公告”。“义律公告”中说：“至尔居民向来所有田亩房舍产业家私，概必如旧，断不轻动。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亦无丝毫更改之谊。且未奉国主另降谕旨之先，拟应照《大清律例》规矩主治居民，除不得拷讯研鞫外，其余稍无所改。凡有长老治理乡里者，仍听如旧。惟须禀明英官治理可也。”[14] 用苏亦工教授的话说，这相当于刘邦入关的“约法三章”[15]。看来，英国殖民统治者不仅知道“以华制华”的道理，而且深知民心、民俗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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