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重在明分、赏功、罚罪、教民（《商君书》），本非仅致力于
刑法，但后人所关注的是他的“变法修刑”，即《史记·秦本纪》所谓“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自商鞅开始，秦国被视为严刑峻法之国。尽管秦始皇曾“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全面建设法制，并取得积极成效。“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后人所注意的主要是“秦政不改，反酷
刑法”（《史记·高祖本纪》之“太史公曰”）。贾谊《过秦论》中的观点颇有代表性：秦“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
强秦严刑峻法，天下人所能感知到的：法即是刑，刑即是法。所以秦朝被摧毁时，刘邦进入秦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这一约法是汉法的开始。这最初开始的汉法无疑属于
刑法。随后，汉朝取代秦朝，秦法仍长期施行，汉朝各代君主都致力于省刑约法。《史记·孝文本纪》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 司法部门曾起诉淮南王长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废勿王。” 这时开始，在政界人物和百姓的心目中，法主要是指
刑法。其后班固著《汉书》，专设《
刑法志》，但后世的学者，从社会规则这一意义上论法时，比较重视的是法的罚罪的义涵（刑），而不再那么重视法在明分、赏功、教民等方面的涵义了。
[本文是《古法（灋）考释》一文中相关内容的扩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