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侵犯人权的许多个案，都是由于缺乏人权的专业精神所导致。比如，我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湖南省有一个派出所，而且是全国的优秀派出所，一天一位农村妇女来报案，昨晚在家里被人强奸了，可能是村里的某某。所长说，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抓住那人，但是请你配合一次，这个人知道你丈夫不在家，明天晚上还会来，为了破案，他怎么做，你不要反抗，我们会安排民警在现场把他抓住。这位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呀，觉得既然所长这么讲了，为了破案，我就配合吧。第二天，犯罪嫌疑人又来了，见妇女也不反抗，他就实施了强奸行为。然而，蹲点的两位警察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抓的时候，被犯罪嫌疑人逃脱，过了三天才被抓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公安部拿着这个案例进行了执法观念的教育，讲课时也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案件。我说，在他的执法观念里，只有一个概念，那就是：国家。国家的事情再小的也是大的，公民个人的事情再大的也是小的。他的脑子里没有一种对人的价值关怀的精神，所以，执法观念本质上应该是对人的基本尊严的关怀。如果没有这种观念，执法活动中如何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呢。这也体现出强化和普及宪法学最基本的专业精神的必要性。
2005年的南通儿童福利院事件大家都知道。这个福利院收一些智力有障碍的人，其中一些女孩子虽然智力不正常，生理反映还是正常的，十三、四岁也会出现一些生理现象，保育员就不愿意了，就向所长反映了，说这些女孩子长大了也不能结婚，还有可能遭到性侵害，万一怀孕还更麻烦。于是，福利院的院务委员会就此召开会议，一致作出决定，将两名十三四岁的智障少女，送到医院进行了子宫切除手术。媒体暴露出来后，福利院院长、副院长和医生均因构成故意伤害罪而被判刑。其中，福利院副院长是国内某名校社会学专业毕业，她在被判刑的时候，非常忏悔得对记者说，我学了四年社会学，从来没有老师教我们所学习的知识的专业精神是什么，如果我有专业精神，就知道子宫对女孩意味着什么，会对她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不会支持这项决定的。由此可见，专业精神的教育，对人一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第四个角度是面对公权力，中国宪法学学者基于宪法学精神的“批判”意识。宪法学首先需要直面公权力，站在人权的立场上对公权力保持“批判”的立场，当然这个“批判”是加引号的。由这种专业特点与使命所决定，
宪法比其他学科，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法学界被打成“右派”的名额，（笑声）基本上都给了
宪法教授，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人权、自由、民主等等，反右反的就是这些，法理学者也一样；但是有些专业分配到的名额就很少。我大致统计了一下，北京市的右派，85％是学
宪法的以及与
宪法沾边的，这也是
宪法的专业精神本身的要求，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前年，我和笑侠院长、来梵教授一起到福州给吴家麟教授祝寿，这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在吴先生八十寿辰上，我作发言列举了他为中国宪法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吴先生说，韩大元，你不能只说好的，也要说说不好的。在寿辰上说不好的好像有点不合适，我想了半天，就谈了两个缺点，其中一个“缺点”就是作为宪法学者，吴先生不会保护自己，在那个年代里，吴先生敢和刘少奇商榷，（笑声）然后就遭到了一些迫害，自己也没有保护好，家属也没有保护好。当然，按照宪法学的专业精神，这种做法并没有错，无论国家主席还是一般公民，都按
宪法精神来进行平等交流，而不管个人会面临什么灾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批判也存在一个策略问题、形式问题，同样的一个精神、同样的一项观点，也有通过什么形式，通过什么样的语言表达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来梵教授的语言就充满了智慧，比如在一些问题上，明明是在批评我的观点，但一下子还看不出来，（笑声）要仔细品味才能发现，这就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既保持了宪法学应有的一项专业精神，又可以在学科里维系和谐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