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依据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理论，在“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权利的内涵、权利获取及行使上，恰应设置出“私有财产优先于国有、集体财产”之规则。即便这里的“国有、集体财产”已为全民所有或集体组织所有，依据秩序及效应强弱衡平准则，也适宜确立“私有财产”“优位原则”。事实上，在我国现行《
刑法》、《
证券法》等法律规范中已确立了“私有财产”在权利享有次序上的优位规则。
可见，不论在宪政层面还是在理论层面，物权法均无宣告“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之依凭。上述理论与实践的二元现象，自有其消解的理论与方式，仅就物权立法而言，尚不需要其“越俎代庖”。
（三）物权法要解决的是“国有、集体、私有财产”转换（或“设定”）于 “私法”上 “财产权利”（“私权”）如何实行平等保护的问题
基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域及法律功能的限度，可以回避以上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因为作为“私法”的物权法规范要解决的不是“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这一理应由
宪法确定的问题，而是对 “国有、集体、私有财产” 转换（设定）于“私法”上的“财产权利”（“私权”）如何实行平等保护的问题。民法及物权法关注并保护的是：“国有、集体、私有财产”之被授权者在私法上的权利表现（如公有制在民法上的“国有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权利），或者经特许、投资所形成的组织的权利表现（如国家依据政权组织法设立的“机关法人”、投资所形成的“企业法人”财产权利），以及这些看似姓“公”但为“私”的民事主体在市场交往中的平等、独立地位的兑现问题。
作为私法的物权法，意味着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必然是平等的具有“私”的属性的利益主体。并且，这里的“私”不仅包括参加商品交往的普通百姓、私营经济组织，也当然包括以“商品交易主体”身份出现的公权力机构或组织。
（四）公有财产的“私法人格”塑造是实现“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有机统一”之关键
笔者以为，“公有制主体地位与国有、集体和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有机统一”在某种视角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过，要实现“有机统一”，只能通过对公有财产的“私法人格”的进一步塑造才能完成。即一方面在“所有制”这一宪政确定的事实层面（从某种视角也可以理解为“公法”层面）确认“公有制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民法及物权法这样的“私法”规范中，对由公有财产为基础成立的机构或团体、或公有财产主体所投资的组织，确立其“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由其直接参与市场交往，享有民事权利能力，成为适格的民事主体，并确立其与其它民事主体一样的平等身份与地位。简言之，在物权法律关系之中，不存在特权主体，也没有“谁是主导者”“谁是补充者”这样的表达方式。
实际上，国家投资的公司在市场中的平等地位，已经受到了现有法律的基本肯定。遗憾主要存在于投资后的公司尚缺乏独立的“法人所有权”。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公有制财产在经历投资行为之后，意味着公有财产主体在“私法”层面丧失了“所有权”，而使得由其投资并控股的公司法人成了“物权法”上的“所有权人”；当然，国家为代表的公有制主体之财产权益在“私法”层面并未减少，只是更名为“股权”而已。直言之，在“所有制”这一宪政层面，公有财产只是因为在“私法”层面发生了形态上的变化而导致公有财产的类型增多，“公有财产的主体地位”始终没有被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