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代民法应该是开放的。《德国民法典》在“债的关系法”中先用了六章的篇幅概括了债的一般性规定，第七章是“各个债的关系”，把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括在了一章当中，说明法典对债的一般性规定是十分重视的。自此债法的内容开始出现了总则部分，其意义在于为现代民法的债法建立了一套开放性的体例。按法典的构想，对不同的债的关系，在总则中都能找到其一般性的原则，即使在“各个债的关系”中找不到的行为，需要用债法进行调整时，同样可以用债的总则所确定的原则进行处理。
现代民法的开放性不应只限于债法，
物权法同样也应是一部开放的法则。由于《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影响，使得后人把物权的种类限定在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三大类，物权的外延始终都是被局限在这个范围。这种认识的最大弊端就是将社会生活模式化，是将复杂多样的社会行为装在一个狭小的模子里：在这个模子内的行为是合法的，在这个模子之外的行为就是非法的或者说是无法律依据的。这种立法例不是在适应和推动社会的发展，而是在制约和阻碍社会的进步。这样或许能将社会行为规范化，但不应将社会生活局限化。以典权为例，典本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社会行为，是当事人的一种意思自治，权利人不但享有了典物的使用功能，而且还为债权提供了担保。《
担保法》没有将其纳入，典就被认为不是一种合法的担保方式，司法排除了对它的保护，造成典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为什么非得将物的担保限定在抵押、质押和留置这三种形式范围呢？这样做的社会意义何在？仅仅是为了规范社会行为吗？在如此规范的同时，不是又限定了社会行为吗？得失比较，大小自明。市场经济是开放和自由的，我们为市场经济建立的配套法律也应该是开放和自由的。
为此我们应摒弃物权法定的思想，把所有能够享有物的利益的事实都承认为物权，建立一个开放的
物权法体系，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物权。近代民法中的财产需要国家的认定，但现代的物权应有其自身的判定标准，不能因为近代民法中的财产需要法定，就认为现代的物权也要法定。物权法定只能妨碍开放民法的建立，阻碍现代经济的发展。事实上，现今的社会生活中，无论是地役权的设立，还是担保物权的设立都是产生于当事人的个人意志。权利人如何行使其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完全是权利人自己的事情，国家无必要予以干涉。为了担保，债务人既可以以物设定抵押，也可以以物设定典，既可以用企业的特定资产设定担保，也可以用企业的整体资产设定担保，只要债权人同意，只要债权人自认为对设定的权利拥有控制、支配的能力，法律没有必要限制。
其次，现代民法是适宜权利交换的。民法是一系列法则的集合体，在民法的演变历程中，财产权法是一部较古老的法则，当民法进入到现代后，债法后来居上，
物权法却是裹足不前。目前，债法已基本成熟（但还应除去不当得利和侵权之债），而
物权法还没有显现其应有的面目。
物权法与债权法是两套各自独立的法则，物权就是物权，债权就是债权，物权不可能债权化，债权也不可能物权化，
物权法与债权法各自调整不同的领域，不能替代，某种行为在受
物权法调整时也可能同时受债权法调整，如买卖、租赁、承包等，而不能只依靠一部法则即调整物权关系又调整债权关系。认识到了物权与债权的区别，才能认识到
物权法与债权法的区分，知道了债权法的进步，才能认识到
物权法应该怎么规范。要建立民法自我调整机能，实现民法对社会生活自发调整的功能，不仅需要一部成熟的债法，而且还需要与之配套的
物权法，让债法调整社会行为的功能能够有坚实的基础和权利条件。
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先将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规范从
物权法中清除，让
物权法成为一部纯粹的私法。《
物权法》草案中有太多的行政法的内容，这与民法作为私法的性质是不相符的。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是“民刑不分”，而现在还是“民行不分”。国家对社会的行政管理是不可缺少的，但管理所用的是另一套规则，到现代已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民法中出现或过多的出现。
物权法只有成了纯粹私法一部分后，物法权才会更利于权利交换和权利转换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