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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罗马时代的法律对物有不同区分，其间区分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在罗马会出现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它们与所有权的共性在哪里？因为各种用益物权都是从所有权中派生出来的，所以还是要从罗马的所有权制度入手来分析。我们知道，罗马是绝对的个人所有权，各种用益物权大多都是在家庭成员中存在，而罗马实行的是家长权的家庭制度，家庭财产的所有权归为家长一人拥有。罗马的制度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主要原因是因为受国家控制社会能力的制约。在国家政治早期，国家控制社会的能力是虚弱的，只能将控制社会的触角延伸到家庭的层面，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体，家庭内部的事务由家庭自行解决，国家只控制家长，控制了家长就等于控制了家庭，控制了全社会。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每一个个体也必须依存在一个家庭之中，每一个人都缺少独立生活的能力，在财产方面也只能与家庭成员共享，不可能有独立的财产权利。罗马建立了家长制度，在所有权方面就形成了家长所有权。在国家政治社会的早期，这样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家庭成员从政治上、经济上逐渐独立，在财产方面有了对权利的要求，这就与原有的所有权制度相冲突，为了解决这种冲突，法律就采用了一种变通的办法，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从原有的所有权中分离出部分权能，或是使用或是收益，让这些权能独立，成为另一类财产权，赋予给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这样就产生了我们今天传统理论所说的用益物权制度。
将《法学总论》中的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进行概括，会发现这几种权利的出现要么是起因于家庭财产关系，要么起因于土地利用关系，其中的共同点在于因权利人的存在而由法律所直接赋予。也就是说，在家庭关系中，为了解决家庭成员之间对财产的矛盾，国家必须从法律上设立一种不同于所有权的另一种财产权，在家庭关系之外的土地利用关系中，为了缓解土地所有人因使用土地所形成的矛盾，就从法律赋予非所有人对他人土地享有一种利用的权利。这两类权利均是来自于权利人自身的存在，即因为主体的存在，国家必须从法律上赋予这种权利。
这两类权利与所有权相区分，组成了现行传统理论所说的用益物权的内容，而这两类权利也与所有权又有同一的特性，即是主体自身固有的权利，把它们放在一起，与因债而取得的物相区别，前为主体自身固有的权利，后者为主体按照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从其他主体手中取得的权利，罗马法把前者归为万民法所调整，把后者归为市民法所调整。《法学总论》在编写时，在看似混乱的体例安排中，实际上隐藏了这样一种区分标准。
再看《法国民法典》的结构，第二编为“财产及对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第三编为“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第二编中的内容是所有权和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地役权，这与《法学总论》万民法所调整的“物是怎样取得的”的内容相同，第三编中的内容又与《法学总论》市民法所调整的“物的取得方法”又基本一致，主要是继承和债的内容。这样，就可以清晰的看出，《法国民法典》的体例结构完全是接受了《法学总论》的模式，只是前者有编名，后者无卷名。
《法国民法典》对《法学总论》的继承，不仅是在结构上，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是什么原因造成法国民法对罗马法的整体继承呢？
有二个主要的原因：一是政治原因，二是经济原因。
现行流行的说法是，《法国民法典》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这种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肤浅认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某个层面上讲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其实质是一场国家管理方式的革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欧洲大陆国家，国家机器在早期是依靠封建体制来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实施管理，封建制度是国家的一种管理制度。当时国家还没有能力直接管理它的臣民，只得采用分封的方式，逐层控制和管理，因而国家政治中还不需要统一的法典，国家的司法触角还不能直接延伸到乡村的农户。随着国家机器的成熟，国家控制全社会的能力得到增强，当国家有能力把它的意志直接施行于全社会时，就需要打破原有的层层封建屏障，用行政区划体制代替原有的封建体制。在法国，为了消除这种屏障，发生了激烈的革命，用革命的手段扫除了封建制度的阻碍。当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多层屏障被清除后，国家的管理意志要予以施行时，这时候就需要一部统一的法典，用法治的方式来代替原有封建制的管理方式。《法国民法典》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出现的。这种政治体制在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就早已建立，正是这种政治体制的要求，罗马国家在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后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法律规则。
在经济方面，认为《法国民法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交易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古老行为，交换也是文明社会的一种代表。国家稳定，经济发展，必然带动商品交换的发展。在罗马国家繁荣时期，尽管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商品经济的成份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并没有取得支配性的作用，整体而言，罗马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仍是农业经济，罗马国家社会的形态始终还只是处于农业社会时代。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社会也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时代。因为相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才使得法国人在民法典的编篡上完全接受了罗马法的内容。《法国民法典》“财产及对所有权的各种限制”编中，法条主要是围绕着土地关系而设计，说明土地是当时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而社会生活中的继承和债的关系却被说成是“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说明债的关系在当时缺少独立的地位，债的关系依附于财产关系。这种认知，以及与这种认知相一致的法典设计，只有在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出现，在债法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绝不可能把债说成是“取得财产的方法”，也不可能在法典的编排上把债与继承、侵权赔偿混合在一起，作为财产关系的附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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