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份颇具文彩的官方告示历数讼师与衙役勾结，骗取当事人的钱财，舞文弄法，挟制官府造词上控等种种非法行为。它即体现了官员规制讼师的理论前提，也表达了官员规制讼师的必行性。官方视野中的讼师非法收受当事人的的酬金[10]，挑拨当事人与他人的关系，破坏社会秩序等等，各种恶劣行为不胜枚举。对于负有稳定一方社会、维护一地治安的官员而言，讼师成为众之失的，理所当然要受到严厉地规制。
官员规制讼师活动的另一原因在于，清代各级衙门（尤其是中国东部与南部省份的衙门）历年承担了积案的重大压力。麦考利（Melissa A . Macauley）研究发现，在乾隆帝以及高层官员的督促下，至1759年为止福建省的新旧案件中有18092件得以结案。然而，尚有4708件等待处理的案件被推给下一年的官员负责。从县、府到省级衙门中悬而未结的大量案件困扰清代中国的每一个省。在1807年湖南巡抚上报的仅省级衙门未曾审结的案子就达3228件，两广总督及广东巡抚上报广东省未结案件则为2107件，福建巡抚上报2977件案件得以成功地结案。就在同一年，江西上报除了省城南昌有1600件案件未曾审结外，全省各地有不少于10000件案件未曾审结。[11]实际上，未审结的案件数量很可能要高于正式公布的数字。这意味着清代各地州县（尤以东南经济较发达地区为甚）积案极其严重。这一现象在清人的记述中亦得到印证。如包世臣云：“而臣闻江浙各州县，均有积案千数，远者至十余年，近者亦三五年，延宕不结，节经各上司饬属清理，尘牍如故。”[12]浙江省按察司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亦曾描述该省的积案非常严重、屡禁不绝：“窃照狱无大小俱有定限，理应依限速办，岂容藉词悬宕。本司前因各属积案甚多，业经禀明勒限完结在案。今查各属尚有未结之案，屡经严催，不过以空文率覆，非曰逸犯未获，则曰证佐未齐，玩不遵办。以致现获之犯久羁缧絏，淹毙囹圄者不可胜计。”[13]
在不少官员看来，讼师与积案之间有直接联系──“因思积案所以不结者，讼棍之把持，串唆为之也。”[14]这是因为，“各属民情好讼，往往衅起细微。平空架捏，一经准理，动辄数年。其始或不尽由两造之意，而多出于讼师之主唆播弄。两造即欲中止，而讼棍复阴持之，使不敢退。浸至破家亡身，而被累者犹奉讼师之言为圭臬，至死不悟，深堪痛恨。”[15]当事人再三起诉，即可能受讼师唆使，促使积案增加。官方此种观点在清代诉讼与司法实务中也可以找到类似例证。比如近年发现并出版的晚清浙江省台州府黄岩县的诉讼档案中，在20号诉状，王姓知县斥责呈状人蒋德赠“再三架耸，晓渎不休，明系讼棍伎俩。实堪痛恨。”另外在16号诉状附件二，王姓知县指责林云高“今犹一味空言哓哓耸渎，显有唆讼之人，本即究唆，姑宽特斥。”知县斥责当事人受讼棍教唆（或其本人即是讼棍），同当事人多次向县衙起诉不休有关。[16]
讼师参与诉讼活动直接催生了更多的案件被呈交到衙门，无疑给衙门带来极大的冲击及压力。为此，麦考利提出，这成为官员将包揽词讼者（讼棍）视为夸大指控的一个理由。这些包揽词讼者在言词及法律方面足以娴熟，以致他们能够将一份简单的诉状转变成案件更为复杂、严重的状纸以引起对民事讼案漠不关心的官员的注意，并促使他们对纠纷作出公断。比如，在1807年福建巡抚曾这样描述该省的“讼棍”：甚至平常的户婚田土案件也被说成是案情极其严重，当事人希望通过种途径使得知县听讼并召唤涉案人员受审。我担心诬告因此无法避免。[17]因此，各级官员认为打击讼师可起到大大抑制讼案数量的作用。正如现代学者所述：中国明清时期，国家以打击、限制“讼师”为“息讼”的重要手段，应该说是把握了问题的关键。当然，由于诉讼当事人和诉讼制度上的客观需要，“讼师”不可能被根绝、甚至不可能减少，但这种明令的约束多少会对诉讼有所遏制。[18]
二
在上述种种认识下，清代各级官员被要求查禁与捉拿危害社会的讼师，否则将受到《大清律例》的严厉处罚──“讼师教唆词讼，为害扰民，该地方官不能查拿禁缉者，如止系失于觉察，照例严处。若明知不报，经上司访拿，将该地方官照奸棍不行查拿例，交部议处。”[19]国家法律制度表明，讼师在当时没有合法地位。在清代小说中，讼师也主要以负面形象出现，[20]中央这一法律规定也贯彻到地方法规中。如《治浙成规》（类似于当时浙江省地方法规）在嘉庆八年（1803）历数讼师为害于民，表达了对讼师职业的否定态度：“讼师驾词耸听，管准不管审，临审而胜则谓作词有功，不胜则诿之堂供不善。讼师获利，讼者受罪，甚至被唆之人不愿终讼而讼师迫之不使休歇，贻害两造，以供胥役之鱼肉，可恨已极。本部院现在密访查拏，尔等宜早为敛戢，毋蹈刑诛。”[21]
根据《大清律例》的规定及官员对讼师负面作用的认识，许多地方官员上任伊始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规制讼师及其活动。如，于康熙三十年（1691）中进士的陈汝咸“散馆授福建漳浦知县。民好讼，严惩讼师，无敢欺者。”[22]不少官员到任后，随即发布严惩讼师的告示，警告讼师乘早收手，劝告民众勿轻信讼师唆讼──“是以讼师例禁甚严，尔等百姓切勿坠其术中，捏词诬告，自罹罪戾。为讼师者亟宜改弦易辙，各务本业。倘仍怙恶不悛，严究勿贷。”[23]清代天台县令戴兆佳发布类似告示后声明，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讼师及听从讼师教唆的当事人给以严惩──“自示之后，倘敢怙恶不悛，轻听讼师妄肆刁控，除依律反坐外，并严拏讼师党棍，立置重法。本县言出令随，决无宽假，毋贻后悔。”[24] 刘衡也劝谕百姓千万不要听信讼师的话──“照得钱债田土坟山及一切口角细故，原是百姓们常有的，自有一定的道理。若实在被人欺负，只要投告老诚公道的亲友族邻替你讲理，可以和息也就罢了。断不可告官讦讼。在讼棍必劝你说他熟识衙门，不消多费可以替你告官出气。若依本县/府看来，这话万万听信不得。”[25]李方赤在江宁府任内针对讼棍发布了如下告示：“本署府密加查访，其著名者业已访有数人。惟因其尚未犯事，不忍不教而诛。自示之后，若辈果能痛改前非，洗心革面，原不应阻以自新之路。如其仍蹈前辙，轻为尝试，即其诡密多端，亦不能侥逃法网。本署府言出法随，勿谓告诫之不预也。”[26]董沛亦劝谕民众勿信从讼师唆讼，并警告讼师及早收敛：“除饬差密访查拏外，合行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合邑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务当安分守法，慎勿听唆滋讼，以其各保身家。前项不法棍徒亦宜革面洗心，各归正业，勉为善良。倘敢仍蹈故辙，一经访闻，亦被告发，定即按名查办，决不稍宽。”[27]李方赤升任江苏布政使后，“为榜示恶人，以正人心，以励风俗”，在交通枢纽之处榜列数类“恶人”名单，“存其姓而不列其名者，犹冀其改行以自赎”。其中一类恶便是五位讼师：“孙姓，住上元邀贵井，常住六合；王姓，住江宁南门外三里店；吴姓，住江宁南门外窑湾；李姓兄弟二人，住上元通济门琼花镇。此外讼师尚多，其积惯者，惟有饬县拏办而已。”[28]方大湜提出，在讼师尚未捕获时，可以先放出风声在捕获讼师之后将给予严惩，使得讼师闻之畏惧而不敢再入城。[2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