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当了和尚，那就撞好自己的钟——2007年1月19日在首届钱端升学术研究成果奖颁奖会上的发言
朱苏力
【全文】
我首先代表北大法学院祝贺首届中国法治论坛开幕，并预祝成功。
同时，作为第一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的获奖者之一，我感谢各位评委；感谢多年来一直以各种方式——包括批评——支持我的学界朋友和同志，首先是但不仅仅是法学界的；还要感谢广大的读者。我会继续努力，坚持对中国社会和法学的忠诚、自信、好奇和敏感，深入地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追求理论的一般化，拿出更多像样的学术产品。
说到像样，是因为，尽管敝帚自珍，我却对自己的包括《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在内的诸多著作，并不那么满意。这不是谦虚，也不是矫情——在修订版的《序》中，我就曾概要指出了该书错失甚或避开的一系列学理问题；而是始终纠缠我的、11年前我在《自序》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什么是你的贡献？如果说11年前这个问题还不那么明朗，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前天晚上，我看到最新一期美国《时代》周刊（2007/1/13），封面故事是“中国：一个新王朝的黎明”，作者没有虚张声势，也没有讨论中国威胁，而是通过一系列细节和宏观分析，讨论“中国世纪”（the Chinese century）的到来。我并不把这些分析和断言都当真，只是再一次感到，我们必须清醒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我们的历史责任。
责任是双重的：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法治；然后，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还有中国法学。
中国的法治任务艰巨，首先因为我们正经历着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变革。空前在此并非一个修辞，而是各种制约条件决定的：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56个民族，50％几是农村人口，同时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完善、现代化、快速的社会变迁和高速的经济发展，但自然资源非常有限，我们只能和平崛起——这意味着我们只能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互惠的国际贸易来发展，外部还有诸多大国的猜嫉、担心和限制。所有这些制约与其他发达国家社会转型时的制约有明显不同，这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也会规定中国法治的一些特点。上述变量中，有些可能成为中国法治发展的有利条件，有的则是不利条件，有的则既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条件。例如，中国的地广人众民族多、各地发展不平衡，就决定了法治很难统一，地方保护难免，需要应对更多的特殊性，必须平衡各种群体的和地域的利益，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要有更多的投入；但这也创造了各地社会、经济和法治实验以及制度竞争的可能性，而小国就不可能。又比如，全球化使我们可以直接并全面借鉴国外的法治经验教训，但也完全可能使我们忽略了细致考察中国法治发生和运转的语境，低估了制度的路径依赖，容易发生20世纪一来一直困扰中国的教条主义，对自身的制度创造力和学术创造力、对中国经验缺乏足够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