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规定》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分类不尽合理。
《规定》第3条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案件：（一）涉外合同与侵权纠纷案件；（二）信用证纠纷案件；（三）申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四）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五）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上述五类纠纷中，第一类纠纷与第二类纠纷经常是重合的，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的信用证纠纷，不是违约引起的，就是侵权行为导致的。可见《规定》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分类不尽合理，犯了条款规定不周延的毛病。
3.《规定》的适用范围不够清晰。
如前所述，《规定》第3条用肯定式的列举方式，规定了适用该司法解释的五类涉外民商事案件，这一规定似与第1条的表述有矛盾。[6]《规定》第4条又用否定式的列举方式，排除了三类涉外民商事案件，该条规定：“发生在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的边境贸易纠纷案件，涉外房地产案件和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不适用本规定。”人们不禁要问：既不属于第3条所列举的适用《规定》的五类涉外民商事案件，又不属于第4条排除的三类案件，是否适用该司法解释？须知在司法实践中，涉外民商事案件远远超出上述七种案件。《规定》施行至今已一年有余，笔者就这一问题询问了多位最高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遗憾的是至今不得其解。
（三）有关《规定》可行性的质疑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很不平衡，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别，与此同时，涉外民商事案件种类繁多，不加区分地统一适用《规定》不符合中国国情，其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令人怀疑。
1.《规定》与便利当事人诉讼、便利法院办案的原则不符。
便利人民群众进行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办案的原则，是贯串我国《
民事诉讼法》的一根红线，它既是制定《
民事诉讼法》的出发点，也是执行《
民事诉讼法》的归宿。[7]《规定》取消了一些具有丰富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经验的沿海和内地基层、中级人民法院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权，当事人不得不舍近求远，尤其是经济较落后、交通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当事人为了一个普通的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就要跑上几千公里，到省会城市所在的中级法院起诉、应诉，这显然不符合便利诉讼的原则，人为增加了诉讼成本。而受理案件的法院与当事人所在地、争议发生地、标的物所在地相隔遥远，无论是调查取证、询问证人，还是扣押财产、执行判决，都极为不便。
2.《规定》客观上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