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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我曾经对要出去的学生在校门口下跪，这个并不是很真实，我在门口堵过学生。那时候外面已经很紧张了。我说过一句话，我说你们家长让你们来学校学习，我对你们的安全负责任，如果你们现在冲出学校去，可能会跟军警发生冲突，这样会流血，这样我做校长的要承担责任，所以我要对你们的家长负责。我站在门口，如果你们要出去，你们从我身上过去，这个有，没有跪下来，我们当时都是和学生坐在地上的。
我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宣布军队戒严后，当时学校开党委会，杨永林讲完宣布中央军队进入了以后，又召开党委扩大会，处级以上的人都参加，形势很紧张。传达完了以后，最后问我，江校长你有什么话要说吗？我说了一句话，后来这个话在天安门广场立即播广播了。我说我表示三条意见：第一个学生是爱国的，第二个动用军队是错误的，第三个党内没有民主了。说完话后我也觉得这校长绝对不会当了，因为我说了跟中央不同的意见了，这就是我的当时的态度。
我这个的问题恐怕有人也知道，上面要怎么处理我一直很为难。1989年5月26号，按照原来的计划，中国法学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叫中国民法经济法代表团到美国夏威夷开会，我当团长，我带了八、九个人过去。在夏威夷开完会后到了旧金山，当时正好是六月四日以后。我在旧金山全部看到了当时美国报道的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当时旧金山到处都是游行，反对镇压学生，形势是很紧张的。
到了飞机场，准备坐飞机回来了。这时候美国的一位教授还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次回去危险不危险，你的态度我们也都知道。我说，我一定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不回去不行。当时很多人发表声明这个那个的，飞机已经空了，很多人不回去了。我记得机场有一个美国记者来访问我，当时我在这点儿上特别谨慎，我说我不会说英语，说不好，拒绝采访。当时有一个复旦大学的董世忠教授说他还有点事情没有回去，其它的都带回去了。6月6号晚上半夜到了北京机场。戒严，车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铺了张报纸在那儿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才回去。这一条是最后考验我政治态度的最重要的东西，认为我没有在六四以后不回来，而且还带着访问团回来的，表明我不是愿意到国外去，不是跟党对立。所以后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司法部决定是免职而不是撤职，这两个差很多。
在最后司法部宣布免职的时候，是在礼堂搞的，司法部的一个副部长来的，来宣读免职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我对学校的建设有贡献。免职和撤职，大家也知道这两个差不多，但是这两个字的法律含义差很大。关于我被免职的情况，贺卫方的那个日记差不多。我最后的两句话就是「一直要做到将来要永远不愧对人民，不愧对历史」。这样的话，人大常委会还没有到期，所以我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
后来就形成了这么一段很特殊的阶段，从1989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不允许我出国， 甚至校党委书记派党委办公室主任来找我，说校党委决定，今后要是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要事先报给校党委。我当时很不客气地说，我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如果会场上有外国记者问我，我是不是也要用原话告诉他，「我没有办法跟你谈，因为我要经过校党委的同意才可以跟你谈，你要说是需要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跟人家说。」他说，那个就不用了。我说，那是你说的啊，凡是跟外国人谈话要得到你的批准，结果被我顶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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