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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先生访谈:我只向真理低头

  反正在那段时期仍然是存在很激烈的矛盾。如果说50年代北京政法学院的矛盾是知识分子跟「革大派」老干部之间的矛盾,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两派了。而到了80年代,实际上学校就是一种左的力量和认为现在右派掌权的,有些人公开在下面说现在是右派掌权。陈光中当时虽然没划右派也是右倾,当时像严端等等出来工作都是右派,所以有人说原来左派吃香,现在是右派吃香。
  七 1989年中发生的大事
  到了1989年这个问题就暴露了,所以1989年出了一些人挑事,就说你看都是以江平为首的一帮很右的,实际上都是支持动乱的什么的组织。这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还好,到了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也没有认为你这个东西什么右不右了。
  1989年夏天有过一个所谓的十校长宣言。十校长宣言是北京市委组织的,市教委通知我去参加会。当时,北大、清华校长说事情这么严重,希望利用十校长的影响力搞一个签名,这个签名都是在市委的领导下搞的,所以最后追究问题时,市委一直讲,十校长签名不算问题,这是我们都知道和同意的。后来还有一个新的十校长签名可跟这个大不一样,就说,没有经过市委同意的,谁签名都不可以,那不就不管了。所以十校长签名没有什么问题。
  十校长签名后,我们还一道去了中南海见了乔石。当时乔石说话比较乐观。十校长表示,现在问题这么复杂,到这么尖锐的程度,中央也没有声音,怎么办呢?当时乔石说,你们不用着急,我们可以解决。当时我们问怎么解决。他说,哎呀我们一告诉你们,外面马上就知道了,这并不好。但最后他还是说了,他说我们最后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到天安门广场去劝劝学生,他是这么说的,「如果学生还不听,最后绝食绝到紧急关头,我们要动用救护车进去,带着家长到里面把学生带出来」。他的意思就是不要饿死人了。当时他的意见还是中央政治局一致的意见和办法,准备采取强制救出的办法,谁也没有想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
  当时直接管这个的是担任教育部长的何东昌。他里面最坏的一句话,我当时在哪儿是听到了。当时市委开会的时候,十校长老去啊。当时市委征求十校长的意见,问这个怎么办呢?当时大家让我发言,还是人大常委嘛!我的意思就是跟学生妥协。我记得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说了,他说没法退,退了的话共产党就垮了,不能让步,一步都不能让。
  这是在那之前的那次会上,何东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最坏了,我也是记得他一辈子。他说你们校长急什么?我们当时说,现在学生对于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很反感,社论说这是一小撮人在中间怎么怎么的,我们问,那这一小撮人究竟是什么呢你们现在也不说,你光说有那么一小撮人。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做校长的不要着急,这就是1957的年形势,让他们去跳吧,跳到最后就知道谁是这一小撮了,这就是引蛇出洞。那一段中央也没有声音,其实是激化矛盾,让一部分人跳出来,最后用武力来收拾你。当时我对学生运动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伤心的,就是学生最后还是被人做了砝码,做了一种工具,最后来看谁跳的最凶的,最后他就想一网打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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