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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给我平反以后，让我在民法教研室。当时还不敢封我为主任，就叫负责人。当时我们民法教研室有两个负责人，一个姓陈的，还有一个我。他是党员，但专业不强，原来不是搞法律的，这样的话，实际上业务方面都是我来抓，比如拉一些人回来开课什么的。
1979回来复校以后，学校里最大的矛盾还是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的矛盾，因为北京政法学院两派矛盾积累太深，闹的很厉害。而学校当初掌权的实际上还是刘镜西，他是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小组的负责人。刘镜西他过去反右时整过人，在文化大革命他也有倾向性，特别是他是代表政法公社，支持政法公社的，对政法兵团的人有一定意见。而学校负责人多数也是政法公社的。可是政法公社恰恰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夺权的，被中央定为夺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的权都是这些人，所以当时曾经定过政法公社的几个头头是「坏分子」。在这个情况下矛盾更厉害了，所以后来没有多久就调曹海波来了。
曹海波是从湖北海运学院来党委书记任上来的，他就这么进入到政法界了，他现在在政法界还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来了以后，比较支持政法兵团，把兵团的一些人提拔为他的秘书等等，又反过来了，这又引起了政法公社那一部分人的不满。所以这样的话，曹海波也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当时意见很大，因为校领导里面政法公社的人占多数啊，教员里面政法公社的也是占多数啊。当时这种两派对立的情绪都在人们的脑子里面存在，因为十年下来这个感情矛盾冲突很厉害，谁能够被重用谁能够进领导班子这个就很重要了。后来司法部决定曹海波这个班子也不行，又派陈卓来做调查组组长，来看问题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当时已经内定陈卓当书记。
陈卓一调查发现，觉得确实受重用的都是两派比较积极的一些人。所以陈卓奉着司法部的命令，用了一些比较不是两派重用的人。这个就跟我有点关系了。当时学校打算印教材，而恰恰我们教研室搞的最好。这样的话，大家一看我又平反了，又是第一批留苏的，业务能力在当时来讲又是比较强的，所以最后就选定了我担任北京政法学院负责教学的副院长，那是1983年初我就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进入了领导班子。后来1984年北京政法学院变成了中国政法大学，我原来是本科生的副院长，后来不能说再有本科生院了，本科院跟研究生院就都归入中国政法大学。这样的话，我就被提为副校长了。
那时候我不会介入到哪一派，学校领导也好，司法部也好，后台是谁我都不去找，包括书记陈卓在内，我也是有事该请示请示有什么事该我做我就做做。所以他们对我的一些做法，有的满意，有的不满意，认为我这个人太独立了。有一次，我记得请了美国的一个学者来做演讲，陈卓就说，你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请示，批评的很厉害。我想这有什么嘛，教学课程我也是这样的，反正我觉得应该我做的我就做，你爱喜欢不喜欢。找了一些管教学的人，严端教务长啊，有一些他们认为是右派分子，我还是凭着这条我行我素。但是有一点东西是我跟学生的关系不错，这个上面已经看到了。所以有一次学生罢餐的时候，是邹瑜当校长了，他来的时候也是特别拉着我到学生里面去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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