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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意见大字报一贴出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过去就是学生贴大字报，现在毕竟老师也贴大字报了，这个以前没有啊。当时给我们的反馈意见都说不错，这个大字报写的还挺好，连校党委书记刘镜西、李金宝看了都说这个大字报不错。
完了以后，我又代表青年教师，找了一个党员代表，一个团员代表，一个群众代表，一起向党委反映意见。党员代表我是民法教研室的一个林炳煌，他是华侨回来的，后来一直在香港担任《镜报》的主编，叫林文。我就是作为团员代表。还有一个姚照辉作为群众代表，三个人找党委反映了意见，还受到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大字报上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了，有的人甚至在大礼堂挂出横幅「党棍滚出去！」自由论坛都出来了。所以反右开始后，没有多久就把我们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把我划为右派。
我想被划为右派，我自己觉得刚从苏联回来跟学校任何人没有矛盾，但是必然会对某些人产生了威胁。我知道当时教研室里面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人，巴不得把你打成右派，这样至少你留学生的光环没有了，他可以排除一个在学术上或者在工作上的一个竞争对手，这个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到的。
当然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点，就是大家都盼望着真正能够作为知识分子，按照知识分子所想的来办校，所以提出了「知识分子办校」的呼声。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右派言论。我觉得从学校当权者角度来看，当时最大的右派言论就是两个，一个是依法治国，这过分强调法律，被看作是旧法观点；另一个就是知识分子来治校，这在他们看来就是排除党的领导。一个旧法观点，一个排除党的领导，主要的问题和矛盾都体现在这里。所以从当时情况来说，除了过去华北革大来的这些老干部里面极个别的人跟领导不合被划分为右派之外，剩下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知识分子。
当然被划为右派之后，我就是那个情况了，后来大家都知道。
五 在安徽过文革
包括我本人在内，文革期间北京政法学院整个去了安徽。
在文革期间，像我们这样一些人，大致都是在两派组织下面活动。当时有哪两派组织呢？一个是政法公社，一个是政法兵团。绝大部分的右派或者叫摘帽右派都属于政法公社，但是我却跑到政法兵团去了。这里面有一些原因，政法公社是刘镜西这些原来正统的人比较喜欢的。
而我在文革期间有一件事情，被大字报揭露以后使我非常难过，也看破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刘镜西当北京政法学院党委书记的时候，我隐隐觉得他对我们这样的从苏联留学回来的、很年轻回来就被划右派还有一点惋惜，说好听点，这人还有点爱才，所以我还是留在了学校，当时我们也没什么太多的要求。而且，刘镜西还让他儿子到我这儿来补习外语和一些别的东西。我觉得他把儿子让「右派」来补习，就说明他对右派并不是像公开场合那样特别痛恨，原来当时也没有说，就算是敌我矛盾也是按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继续留在学校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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