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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
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当初征求我们意见做什么工作。当时去的时候，组织上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大致说你们这批人到苏联留学，建国以后第一批，又是文科，文科的人不像理科，理科的回来可以去工厂、钢铁厂、搞自动化、搞汽车等等；我们这些学文科，当时比较明确目的是起「母机」作用，就是回来后培养下一代人，这样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教学研究工作。所以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征求我个人意见的时候，我也是同意做教学研究工作。
所以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分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在1956年就分配到这儿了。
分配来的时候，当时北京政法学院还是很小的，破破烂烂的。当时钱端升院长也见了，说欢迎我们。当然当时很明显，大家心目中都知道党的领导，钱端升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院长，实权都在党委的手中。当时党委的一些人，都是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一些老干部。所以回来以后，明显感觉到革大的老干部与北大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紧张，隔阂也比较大。老干部当然还是拿革大的革命培训班的作风；但是这儿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原来的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几个学校转过来的，还是原来受西方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冲突。后来1957年反右的时候，这种冲突表现的更为厉害，明显就变成革大来的一些掌权的人物来整这些知识分子。
我回来以后，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终究是我们国家第一批送到苏联正式学法律回来的。
当时到北京政法学院不久，正好来了一个苏联司法代表团。代表团的团长是苏联的一个副总检察长，苏联的检察长的地位很高，什么都监督，下面来的也有司法部的，也有很多的教授，其中有几个教授是法学方面的著名的老教授，他们的书都是我们在莫斯科时要读的。当时还是1956年的时候，正是中苏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所以苏联代表团来了非常的重要，国内也很重视。所以把我抽掉给司法部，负责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 所以我从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一直都陪着代表团。周总理也接见，其它的人也接见，他们做报告，我做翻译。他们来了一个多月，他们走后，总结完了我回到学校已经12月份了。
三 中苏法学比较
苏联的法律书籍非常多，我在那儿一个月总要买几本书。当时我们是500卢布的报酬，吃饭吃300卢布，当时一本好一点的专著差不多要10个卢布，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跑跑苏联的书店的，法律书籍总是有新的出现。
可是我们50年代整个来说，我回来以后，没有看到什么比较象样的著作，苏联的民法教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可是我们呢，50年代只有大家知道的中央政法干校他们一帮人写的一个，薄薄的，是大家共享的一本。连北京政法学院这样的学校都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所以说，我所知道的50年代共产党执政了以后，就没有关于法学方面的、真正学术方面的著作；要有，也不过是领导人讲话之类的，没有一些真正的学术上的东西， 60年代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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