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法治精神的缺失——外在根源
邹光明
【关键词】中国文化；法治；市民社会；商人
【全文】
法治的精髓在于是把法律作为本体还是作为工具。把法律作为本体则是法律至上，也即任何人，包括最高的统治者、政府、政党、军队及其他的社会团体，都应该在法律的规范内行使权力，履行义务，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法律之上。法律一经制定，包括制定者也要受到所定法律的制约。法治的对应面是人治，人治有可能是好的，但那要仰仗当权者的个人品格与素养，而这全凭运气；人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不住的，因为人在本质上仍然难于摆脱动物的自私本能。在实行人治的当权者手中，法律就是手中的工具，当权者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但自己却常常超越法律之上，不大愿意受约束。中国几千年改朝换代的历史表明，即使是被统治者，一旦通过暴力推翻了统治者，掌控了政权，“剥夺剥夺者”上台后制定法律，以法治国，也常常把自己排除在法律的管制之外。如此循环往复，在中国文化中本应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的法治精神，就长期缺失在朝野上下、田间地头与城市街道。
法治精神缺失的外在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可能是以下两点：
中国古代市民社会始终未能形成是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的首要原因。市民社会是 以商人群体为基础，商人群体在市民社会的形成与构成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市民社会与法治精神具有天然的联系。市民群体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商人与政府之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商人与市民或者农民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而随着市民群体力量的壮大，财富不断地向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集中，市民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各种组织必然兴起，商人们也必然会向当权者或政府要求更大的政治地位或经济优势，当权者或政府不得不被迫让度一些权利和利益与市民分享，并以法律的形式将这些权利和利益固定下来。为了防止当权者或政府利用法律合法地单方面维护自身利益，损害市民利益，市民们于是推选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立法，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的投身国家的政治生活，于是法治的精神逐渐培育与更加巩固。
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商人的地位不仅远低于官员，也低于耕田犁地的农民。在国家的当权者与普通百姓心目中，商人就是奸商，是利益的盘剥者，本可以直接交易的商品被商人加入后，弄得复杂化了。而商人的货畅其流，沟通买者与卖者的关系，加速商品流通等盘活市场，加快经济发展的作用则在国家与百姓的双重挞伐中被无情地掩盖，最终导致商人群体不能扩大。国家把商人的作用也始终限制在仅仅能调剂市场，供应市场方面，而对商人群体加速经济发展，扩大市场规模的巨大作用则有形无形地加以限制。当商人对利益的追求与渴望被来自外界的力量人为地阻隔，中国的商人身上也就带上了农民的习性：把经商仅仅当作安身立命的小营生，小富即安，甚至仅满足于糊口，而不是把经商当作大展宏图的事业。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兴起壮大的原动力，来自于商人对于商品利润的不断追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又促使商人群体不断利用商品输出来配合国家的扩张行为，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强盛。中国作为一个大陆性的国家，缺乏向外的扩张性，商人们资本的原始积累始终处于一个很低的水平，群体力量的懦弱加上社会的歧视，使得商人们根本无力与国家分庭抗礼，从而限制国家种种不合理的公权利。在如此严峻的大环境下，具有天生的从而有利于全体国民的法治精神就很难产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