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利用修改
劳动法的机会，对
刑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尤其是要对
刑法第
134条、
135条进行修改，要降低犯罪构成标准，将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罪由结果犯改为危险犯，即只要用人单位存在重大的安全生产隐患，经有关部门提出后仍不采取有效整改措施的，就构成犯罪，不需要像现行
刑法规定的那样，非得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后，才被认为是犯罪，此外，还要提高法定刑的上限，加强刑事打击的力度。（该条款现已被局部修改——笔者注）
（二）
劳动法应构建更加合理的权利救济方式
首先，降低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可以采取如下措施：一是要允许有特殊困难的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起诉，这是很管用的一招；二是对于农民工提起的诉讼，不管胜诉败诉，一律免收诉讼费用，农民工胜诉的案件，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三是农民工起诉的案件，如果农民工胜诉，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四是吸收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优点，按照劳动争议的特性构建特别的审判组织，，大力缩短案件的审理期限，以最快的速度结案。五是加大对农民工维权案件的法律援助力度，明确政府法律援助的责任，调动和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六是尽可能的把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同时加大工会组织在农民工维权活动中的职责，允许工会组织代理农民工从事维权活动。
其次，放宽农民工维权的条件。对于农民工维权案件，应扩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职权，如先予执行的权力；要明确仲裁机构和法官对涉及农民工利益的部分法律问题的阐明权，如申请法律援助、先予执行、证据保全等事项；也可以考虑取消仲裁前置的限制，允许农民工不经仲裁程序而直接起诉。此外，还应取消各种维权期限的限制，如申请仲裁的期限，不服仲裁裁决起诉的期限。
最后，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效益。一是要广泛地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二是降低先予执行的条件，广泛地采取先于执行措施；三是加大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度，对于故意不履行法院判决的用人单位，必须给予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以上这些措施会对现行的民事诉讼理论和制度构成冲击。不过，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以原被告双方在实力上大体平等为前提构建，当这一前提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我们还迂腐地坚持过时的理论，那就是不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