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制度的意义-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制度实施的几个疑问
　　对于陪审制能否成功移植到中国，学者间有些疑问，值得在此讨论。
　　（一）诉讼成本高昂。从西方的实际经验来看，陪审制——尤其是英美的陪审团制——加大了个案的诉讼成本。然而，如果以此为由，来否决陪审制的可行性，难经挑剔。
　　首先，考察制度运行的成本，不能仅仅看制度本身的规定，而应看制度的实际运行。以赵旭东实际考察的一起村民相邻权诉讼案为例。这一起简单的诉讼，已经历时两年。当事人依法应交纳的直接费用应为650元，该案当事人实际已支付的费用为2980.6元，而案件尚未审结。考虑到将来判决的执行问题，我们不难发现，当事人实际支付的诉讼成本将不低于制度成本的五倍以上。诉讼实际成本高昂，并非个别现象。
　　其次，诉讼成本总是相对于诉讼收益而言的，考察制度成本不能离开制度收益。如果成本很低而收益为零，则这样的“低成本”有何意义？如果我们不将因为司法不公给社会带来的损害——错误成本——纳入核算，则司法的成本计算又有何意义？而这些错误成本实际上无法测算。由于诉讼的实际成本难以核算，由于司法的错误成本难以测算，任何以诉讼成本为由，来支持或否决一项司法制度的设立，难以令人信服。
　　（二）陪审员法律知识不足。这是中外某些反对陪审制者的共同理由。他们说，由于法律越来越复杂，超出了“常人”的判断能力，只能求助专业法官，以免“外行领导内行”。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案件复杂”不是当代人提出的新理由，而是由来已久的历史话题。七十多年前，中国就有学者以“现代社会案件复杂”来质疑陪审制，而在今人看来，那么一个简单社会，有什么复杂案件？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诉讼都超出常人的经验范围。古代的案件当然没有今天复杂，但相对于当时一般人的知识而言，案件也是“越来越复杂”。如果这在今天能够成为否定陪审制的理由，那么在古代，这同样成为理由，何以陪审制在世界各国历史上能够发生和发展呢？实际上，现代社会通过程序技术处理，将复杂的专业问题还原为普通人可以争辩和判断的问题，如律师的还原性辩论，鉴定人的鉴定说明，专家证人的出庭作证。
　　如果“专业性”可以成为拒绝让人民审判的理由，那么，“专业性”同样可以成为拒绝法官审判的理由。我们可以因为电信技术复杂，超出法官的认知范围，就拒绝法官审理此类案件吗？我们可以因为网络纠纷复杂，就拒绝法官审理此类案件吗？对一个国家的司法而言，所谓复杂的案件，只占诉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案件仍是常识性纠纷。我们不能因为小部分案件复杂，就拒绝人民对大部分案件参审的权利。以笔者的司法经验和观察来看，大部分所谓“疑难案件”，并不是因为案件本身的复杂，而是因为案件“关系”的复杂，是因为司法的不独立。笔者参与陪审的几起案件，都是根据常识不难判断的案件，而这些案件却成了“疑难案件”。
　　我国实行的是参审制，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可以相互补充知识之不足，陪审员将朴素民意融入司法，职业法官可以将其专业知识向陪审员灌输，从而调和审判合理性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外的研究表明，正是由于陪审员们不懂法，他们在审理过程中，才更少受法律条文的拘束，更集中于促进实质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注意逻辑和形式。而且，由于陪审员们是法律外行，这让同是外行的当事人，有亲切感，可以更轻松自如地在法庭上使用日常语言，而不是法律行话。北大傅郁林教授也认为，法律知识对于陪审团而言不仅不是必要，而且陪审审判要求尽可能减少法官的这种专业知识对陪审团的影响。据国外一位学者1988年的调查，3/4的被调查者认为，陪审团的审判不仅比职业法官的审判更公正，而且更精确，更无偏见，更能代表少数团体的利益。97%的被调查者认为，陪审制作为国家的一项制度，是“重要的”或“极其重要的”。加拿大的一项调查表明，当被问到陪审团审判和职业法官审判，谁更公正、公平时，选择陪审团的人是选择职业法官的人的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