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体系理论大量采用了依附理论的观点，但又与依附理论存在差异：依附理论认为，边陲地区一旦从它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它就可能获得这些核心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影响发展的外部因素不能以某个核心与某个边陲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相反，问题的关键应当是某个国家“在单一世界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所带来的结果。”在沃勒斯坦看来，国际阶层化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维持该体系之延续所必要的结构性安排。一个国家离开某一个结构性位置，决不意味着它从该世界体系中逃脱，而仅仅意味着它将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另一个新的角色。简而言之，某一国家在结构位置上变动的可能性需要依靠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迁，而该国与此一部分却未必需要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沃勒斯坦对于那种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并未止于他对本世纪中形成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他更将批判矛头直指十九世纪中叶得以制度化的、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因为他认为，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这种将“国家”视作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
　　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具穿透力同时也最具误导性的概念是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社会是与十九世纪现代社会科学的制度化紧密相关的。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社会科学是在知识的层面对法国大革命以降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所作的系统性回应之一。这些变革构成了现代意识形态历史中的文化分水岭，因为它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不是社会静止而是社会变化，才是常规的。这就提出了一个知识上的问题，即如何调整、加速、减慢、或者影响这一变化或演化的常规性进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回应这个问题的标准路径，是追问如何“协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乃是政治活动的无可争议的核心，它们是有效控制社会的场，从而也是实施和影响社会变化的领域。在这种观点的再生产过程中，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渐渐把国家视作社会生活得以运作于其间的基本社会实体，亦即把社会与国的边界看作是同一的。十九世纪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呈现了三个特征：第一，从经验上来看，它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第二，几乎所有学者都研究有关他们自己国家的经验资料；第三，研究的主流方式是经验的和具体的。上述这些特征可以被概括为以国家为基础的经验取向也是一种设定和促进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而言，这种社会科学无疑大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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